红碱淖，是一片矛盾之地。曾几何时，它还是一片狭小的浅滩沼泽，大旱之年甚至能容马队直穿而过。不久之后，积蓄的降雨形成连片水景，一系列水利工程又让周边的河流汇聚其中，广达100平方公里的水域让它荣膺中国最大沙漠淡水湖。而在今天，昔时的盛景已经缩减6成，曾因湖面广阔而得到的“海子”的别称，已经和逐渐苦涩的湖水成为映衬。想要在这里生活必须无比坚韧又懂得变通。
红碱淖畔的人们早就精通于此，而生活在这里的另一群居民，也用漂泊和坚韧直面极端环境永不停歇的变动。
遗世独立的新物种和红碱淖一样，遗鸥的身份也不断变动。如果翻查1927年中瑞联合西北科考的正式成员名册，来华传教士的后代生瑞恒（Georg Söderborn）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但他在科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生瑞恒采集制作的标本是西方学者认识远东腹地生物的唯一窗口。
1931年，一只由生瑞恒在内蒙额济纳旗采集到的鸥鸟，引起了瑞典自然博物馆馆长隆伯格的注意，他先是将其认定为是黑头鸥的远东种群，晚些时候，隆伯格将其独立命名为“遗落之鸥”Larus relictus，并希望后来者揭开这个谜团。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极度缺失的资料让“遗落之鸥”身上的迷雾更为浓重，一些学者转而支持它应当是棕头鸥的一个特殊色型，而更主流的观点认为，这只奇怪的标本可能是渔鸥和棕头鸥的杂交种。
1971年，苏联鸟类学家Auezov在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湖发现了一群正在繁殖的鸥鸟，除了可以明确判断是棕头鸥的个体之外，困扰学界几十年的“遗落之鸥”也在附近筑巢，而两者完全没有杂交的迹象，Auezov认为这足以证明它们是一个独立物种。
作为科学界最晚认知的中等体型鸥类，遗鸥的确认引起世界轰动，人们忽然发现，在俄罗斯远东托瑞湖繁殖的一个曾被认为是棕头鸥的群体，其实正是遗鸥，在蒙古国腹地也发现了一些新的繁殖地。
命运随水起落但随着对遗鸥研究的愈发深入，这种鸟类所面临的状况也愈发令人揪心，无论是苏联境内还是蒙古国，不同年份的遗鸥繁殖种群经常出现剧烈波动，阿拉湖和托瑞湖的遗鸥繁殖种群有时能达到一千多对的高峰，有时却又骤然下滑到0，而在蒙古戈壁高原湖泊群上繁殖的遗鸥也起落如过山车。是什么影响了遗鸥的繁衍？在哪里还有新的繁殖地？全世界都将目光投向了生瑞恒最早发现遗鸥的地方——中国。
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农业开发以来，黑河上游的用水量剧增，流入额济纳旗的河段经常断流，黑河的尾闾湖（由内流河、地下水供水的湖泊，也称内流湖）居延海早已干涸。
而在苏联和蒙古的研究发现，遗鸥的繁殖极度依赖荒漠-半荒漠地区湖泊中的独立沙洲岛屿，它们对沙洲水位的要求更是苛刻——遗鸥将卵安置在简陋的沙堆巢穴上，如果沙洲水位太高，过湿的巢穴将难以保持卵孵化所需的温度；如果水位过低，过干的巢穴又容易让卵过热死亡。
阿拉湖和托瑞湖过山车般的繁殖数量变化，正是因为这些湖泊不同年份的水位变化导致的，更有甚者，如果湖中沙洲因水位下降和陆地相连，遗鸥就会立刻给予激烈的反应——停止繁殖。裸露的黑河河床和已成荒漠的居延海，断绝了循着生瑞恒当年的足迹找寻遗鸥的道路。
从希望到绝望转机出现在1987年，中国学者意外地在鄂尔多斯附近采集到一只雌性遗鸥的标本，解剖后发现了成熟卵泡，立刻吸引了学界的注意，这意味着附近就应当有遗鸥的繁殖场所。此后的3年里，人们以此为起点不断向外探索，终于于1990年在桃力庙-阿拉善湾海子找到一个拥有581个巢穴的巨大繁殖群，第二年，又有繁殖群在附近的敖拜淖尔和奥肯淖尔被发现。
桃力庙-阿拉善湾海子很快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区，又被评定为第1148号国际重要湿地。从1990年的581个巢开始，到1998年时，这里繁殖的遗鸥已经超过3600对，几乎占到了当时全球遗鸥种群规模的60%。
桃-阿海子遗鸥繁殖种群规模增长之迅猛令人惊奇，但冷静思考后，这一现状又让人忧虑。
桃-阿海子并不是荒无人烟的所在，在保护区周边至少有16个行政村，2500多人生活，而在当地牧民的记忆中，这种“头戴黑帽”的鸟类似乎是1953年之后才光临这里的，水文回溯也表明，在此之前水位充沛的桃-阿海子并没有适合遗鸥繁殖的独立沙洲，敖拜淖尔和奥肯淖尔才是它们此前的主要繁殖区域。
而在1991年还发现有628个遗鸥繁殖巢穴的敖拜淖尔，到1992年就因为沙洲消失出现了0繁殖的情况，1992年还有87个巢穴的奥肯淖尔则在1993年之后彻底干涸，与此同时，桃-阿海子的遗鸥繁殖种群也同步增多，也就是说，桃-阿海子遗鸥繁殖种群的攀升与其说是人们保护的结果，更像是其他繁殖地消失后遗鸥无奈的最后选择。
可惜的是，桃-阿海子的遗鸥繁殖盛景也没有持续太久，在苏联和蒙古发现的因环境波动对遗鸥繁殖产生的剧烈影响很快就在这里重现。
1998年之前，桃-阿海子的遗鸥繁殖种群不仅每年都有数量上的增长，卵的孵化率也几乎达到100%，但在1999年，桃-阿海子水位上涨，湖中独立沙洲的状况也随之改变，这一年的鸟卵孵化率不足50%，孵化出的雏鸟也大量死亡；而在2000年后，持续的干旱成为击垮桃-阿海子遗鸥繁殖种群的重要推手，到2004年，这个全球唯一一处以保护遗鸥及其栖息地湿地环境为主旨的国际重要湿地，因为沙洲和陆地相连，而迎来了第一次0繁殖。
遗鸥又一次遗失了，人们只能希望它们像之前迁来桃-阿海子一样，尽快找到新的繁殖场所。苦水之上的生命苦旅幸运的是，同属鄂尔多斯高原湖沼湿地群的红碱淖，接住了这个漂泊种群最后的希望之火。此时的红碱淖正面临和桃-阿海子一样的水位下降处境，曾经塑造了广阔湖面的7条季节性河流中的2条已经干涸，补水量最大的营盘河则被鄂尔多斯境内的水坝阻隔，湖面以每年30~50厘米的速度下降。
但和桃-阿海子不同，红碱淖的水位下降让一些湖底沙洲重新裸露成岛，恰恰满足了遗鸥繁殖的需求，从2000年第一次发现遗鸥在此繁殖开始，红碱淖逐渐接过桃-阿海子的作用，成为遗鸥的最重要繁殖场所。
但和桃-阿海子长达半个世纪的繁殖地使命不同，红碱淖的衰败之快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一些沙洲仅仅露出水面几年，就因为水位的继续下降而和陆地相连，虽然保护区通过人工开挖的方式恢复了4个湖心岛，但在这里繁殖的遗鸥种群还是出现了许多之前从未有过的诡异行为，比如成年遗鸥趁其他鸟巢看护不力偷吃同类的鸟蛋，或者对其他鸟巢的幼鸟展开攻击，甚至出现了个别遗鸥活活吞食同类幼鸟的行为。
来此繁殖的遗鸥数量也在快速攀升后转而下滑，2007年红碱淖繁殖的遗鸥还有5000对，到2015年已经下滑到2000对左右。
红碱淖发生了什么？尝一口湖水就能找到答案。水位下降带来的不仅是湖面和沙洲的变迁，也深刻改变了湖水的盐碱度，从淡水湖向咸水湖的转变不仅灭绝了鱼虾，也对生活在湖中的底栖昆虫——譬如摇蚊和豆娘幼虫的生存影响明显，这正是遗鸥繁殖期最主要的口粮。
年甚一年的盐碱化让湖内昆虫数量大减，红碱淖能承载遗鸥繁殖的能力也年年下滑，一些遗鸥被迫采食蚂蚁，甚至撕扯湖边的丝藻果腹，和多年的解剖研究发现对比，几年来红碱淖的遗鸥个体舌尖出现了大量脱落上皮细胞，很可能就是因为在采食蚂蚁和植物的过程中混进口中的砂砾造成的。吞食或攻击同类幼雏的行为，可能是成鸟自身饥饿的结果，也可能是为自己的后代争取生存空间的残酷抉择。
至此，人们终于窥见了遗鸥生命苦旅的一角。
旅行还在继续平心而论，哪怕在没有人类活动的时代，这种生命历程也绝不轻松，戈壁湖沼的环境本就动荡不定，遗鸥应当早就这样在不同湖泊之间奔波漂泊，为了避免和后代争夺口粮，它们的成鸟在繁殖期还没结束就独自远行，被遗弃的雏鸟独自生活到2个月就能长途飞行，这都是为了适应这些严酷环境而演化出来的天性。
而即便遗鸥每次繁殖能产2~3枚卵，全球种群却总是维持在1.5~3万只之间恒定不变，也足以说明这个物种究竟付出了何等代价。
坚韧的遗鸥在和严酷自然的对抗中艰难支撑，人类活动带来的剧烈影响却无疑让这个物种的未来充满不确定。鄂尔多斯高原上原本分布着100多座湖沼，哪怕气候自然波动，它们也总能从容另寻他处，但农业灌溉、工业用水和煤炭开采导致的地下水位沉降破坏了高原湖沼脆弱的稳定，席卷全球的气候变化对高原干旱地区的极端气候冲击也更鲜明。与此同时，在滨海湿地越冬的遗鸥也面临着填海造陆、滩涂生物过度开发和海水污染的困境。
好在，为了拯救这样一种富于传奇性的鸟类，人们也在尽力补救，2018年，桃-阿海子保护区开启了引黄济湖工程，更早之前，红碱淖的生态补水也在陕蒙两地协作下进行，在天津的遗鸥越冬地八卦滩，过度赶海影响滩涂生境的新闻也引起广泛关注。对于这种我们认识不足百年的传奇鸟类，还有许多谜团未解，或许漂泊的苦旅就是它的天性，但能否让它们不再遗失，答案一定可以被攥在我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