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女导师可能会损害女学生和早期职业科研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并建议鼓励男导师指导女学生。据Science网站11月20日报道，很快，该研究引发众多科学家“围攻”。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称其性别歧视，强烈要求撤稿。一位生物工程师表示，这项研究是对流行开放获取文章的“打击”，并表示将不再为该刊评审论文。对此，《自然—通讯》编辑团队作出回应：他们正在审查这项研究。
论文作者则表示，“自由探索和辩论是科学的动力，欢迎《自然—通讯》主编发起的审查”。在11月17日发表于《自然—通讯》的研究中，美国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计算机科学系的Bedoor AlShebli和两位同事利用100多年来发表的2亿多篇科学论文数据集，确定了300万对导师和学生。随后，他们根据这些学生成为“资深科学家”的最初7年里所写论文的引用情况，追踪了其职业成就。
研究发现，当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科学家与那些“大腕”研究人员共同撰写论文时，其文章的被引用率往往高于平均水平。更具争议性的是，他们认为，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科学家拥有的女导师越多，他们在成为资深科学家后发表的论文影响力就越低。通过引用率来衡量导师关系对女学员的影响尤其明显。研究人员还指出，拥有女导师的女学生“被指导的论文被引次数平均降低了18%”。
“我们与性别相关的发现表明，目前促进女性—女性导师关系的多元化政策，尽管本意可能是好的，但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阻碍留在学术界的女性的职业生涯。”AlShebli等在论文的讨论部分总结道：“事实上，就女科学家在导师生涯结束后发表论文的潜力和影响而言，她们可能会受益于异性导师。”很快，AlShebli等人的这一结论，以及得出这一结论的方法遭到了强烈批评。“这些结论……是建立在有缺陷的假设和分析基础上的。
”洛克菲勒大学神经生物学家Leslie Vosshall在给《自然—通讯》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这项研究放大了这样的信息‘避开女性导师，否则你的职业生涯将痛苦不堪’，这让我深感沮丧。”批评者认为，这项研究就是为了寻找系统性性别歧视的证据。通过鼓励女性研究人员避免与其他女性一起工作，提出了一个更具性别歧视的解决方案。许多研究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声称，这一数据集被误用了。
他们批评的核心有三点：一是作者对于师生关系的定位，如根据共同作者的身份将导师和学生配对。而这可能会发生在两名研究者根本没有互动的情况下；二是将第一篇论文发表后的前7年定义为“初级”，接下来的7年定义为“资深”。这种区分过于武断；三是将文章引用量作为衡量研究者成功的唯一标准，评价方式过于单一。
波士顿大学珊瑚生物学家Sarah Davies和合作者在谷歌电子表格中收集了超过1000个证据来回应这篇论文。她指出，众所周知，引文引用率偏向于男性。最近的研究表明，男性自引用次数比女性多，而且当学者们认为论文作者是男性时，会认为论文质量更高。研究人员也更倾向于引用那些容易想到的论文和作者，而不管其质量如何。她说，这为隐性性别偏见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11月19日，作为回应，《自然—通讯》编辑在该论文网页上发布的一份“编辑提示”称：“请读者注意，编辑正在考虑这篇文章所受到的批评。这些批评针对的是作者对其数据的解读，即性别在年轻和资深研究者师生关系的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削弱了女性导师对学生的作用。”该期刊编辑称，正在调查文章所引发的担忧，并将在问题解决之后作出编辑回应。
该论文作者并未回应《撤稿观察》网站的采访，但在写给《科学》杂志的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在论文中，我们强调了提高女性在科学领域的地位取决于至少实现两个目标：在科学事业中留住女性——正如我们在论文中明确提到的，女导师不可缺少；以及最大化女性在科学界的长期影响。正如我们得出的结论：“科学中性别平等的目标，无论目标是什么，都不能也不应该仅仅由资深女科学家来承担，而是应该由整个科学界来接受。
”“我们相信，自由探索和辩论是科学的动力，我们欢迎《自然—通讯》主编发起的审查，我们认为这将导致对这项工作及其复杂含义的彻底和严格的讨论。”对这篇文章持批评声音的人认为，根据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指南，如果数据不可靠，或有不当行为，或者最重要的是，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被冒犯，文章应该被撤回。但在撤稿观察网站，也有人评论称，在这个“撤稿文化”时代，希望人们能以同样的热情质疑女领导/导师的好处。
“如果论文有问题，就应该改正/撤回。这是科学，而不是大众媒体。更糟糕的是一些学者把自己的身份裹在泡沫里，不敢走进满是问题的科学现实的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