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1920-2013）先生和马丁·克莱茵（Martin J. Klein, 1924-2009）教授分别是中、美两国在20世纪物理学史和爱因斯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今年是许良英先生诞辰100周年，特作此短文，介绍中国读者所不熟悉的克莱茵教授及其与许良英先生的友好交往，揭示他们之间罕为人知的真挚友谊，展现他们的严谨学风与高尚品德。
1987年，我考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师从许良英先生攻读现代物理学史专业的硕士学位。两年后，因赴美留学从科学史所肄业，但是却一直保持着与许先生的联系，并在此后的学习与研究工作中不断地得到他的指导和支持。
1989年秋抵美后，我先在开斯西储大学（CWRU）的技术与科学史项目中攻读博士学位。四年后，我放弃了CWRU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转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在克莱茵教授的指导下学习、研究现代物理学史达八年之久。在耶鲁学习期间，我曾受托为他们两位居中联络，因此耳闻目睹了许先生和克莱茵彼此交往的详细经过，深深体会到他们之间的相互敬慕、关切和支持。
马丁·克莱茵教授出生于美国纽约市一个来自奥地利的犹太移民之家，其父母都任教于纽约市公立学校，克莱茵是家中的独子。克莱茵高中毕业时还不到15岁，在校各科学习成绩优异，在毕业典礼上颁发的多数奖项都有他的份儿，包括化学奖、历史奖和英语作文奖。
克莱茵的高中同学和最好的朋友是利昂·莱德曼（Leon M. Lederman，1922－2018），正是由于克莱茵后来对莱德曼的一夕长谈和劝说，才使得即将从纽约城市学院化学专业毕业的莱德曼，决心改学物理。四十五年之后，莱德曼荣获了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9年秋，克莱茵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数学，三年后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此时，还不满18岁的克莱茵积极报名参军，被哥大校长等人劝阻。
他们认为，像克莱茵这样的年轻才俊，不应被轻易地送到战场上去牺牲，因而强烈建议克莱茵留在校园，以其它方式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贡献。于是，克莱茵进入了哥大研究生院，并转而攻读物理学，两年后（1944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他随即正式加入了战时服务的行列。第一年（1944-1945），克莱茵主要从事反潜声纳研究。
有趣的是，他所任职的“哥大水下声学基准实验室”上面其实并没有多少水，因为该实验室位于纽约市帝国大厦的第五十层。第二年（1945-1946），他加入了美国海军运筹学研究组。在这两年的服务期间，克莱茵感到充实而愉快，不仅因为自己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且由于在此期间结识了许多优秀的物理学家。
战后，克莱茵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理论物理学，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时年不满24岁。
毕业后，克莱茵留在麻省理工又做了一年研究工作，其间著名匈牙利裔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曾邀请他参加研制热核武器的研究，但是被他谢绝了，因为他不愿意从事与核武器有关的工作。1949年，克莱茵接受了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开斯理工学院物理系的聘请，从此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
该学院是美国一所著名的私立理工科大学，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尔伯特·迈克尔逊（Albert Michelson）曾任教于此。
克莱茵在此任教18年，从讲师一直做到教授和代理系主任。也是在此期间，他的研究兴趣从理论物理转向20世纪物理学史，而在此转变过程中，他得到了时任系主任香克兰（Robert S. Shankland）的热情支持。
香克兰自己就对物理史、特别是迈克尔逊等人的以太漂移实验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为此他还于1950-1954年间先后五次前往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拜访爱因斯坦本人。1963年初，在克莱茵等人的协助下，香克兰将他与爱因斯坦对话的记录公开发表，成为研究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历史的重要史料。
许良英先生在文革期间就已经注意到这一重要的对话，并将其择要译成中文，收入《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发表。
1952-1953年间，克莱茵荣获美国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研究奖金，他选择到位于爱尔兰的都柏林高等研究院（Dubl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以下简称DIAS）工作一年。
在DIAS，克莱茵的研究工作专注于统计力学，在研究中他不由地对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的独特贡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进而引发了他对埃氏生平的研究。
克莱茵的科学史探索，很快就从深入调查埃氏生平扩展至20世纪物理学早期发展史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和事件。
从1962年到1967年的六年间，克莱茵连续发表了至少如下七篇奠基性论文：“马克斯·普朗克与量子论的发端”，“普朗克、熵与量子”，“爱因斯坦关于量子的第一篇论文”，“爱因斯坦与波粒二象性”，“爱因斯坦、比热与早期量子论”，“热力学与普朗克著作中的量子”，“爱因斯坦思想中的热力学”。
这些新颖、细致的现代物理史分析不仅迅速地获得了物理学家们的赞誉，而且奠定了他作为研究普朗克、爱因斯坦及量子物理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史的开创者与权威的地位。
克莱茵的著作在华传播得非常迟缓。在中国国内的图书馆，最晚在1960年代初就已经收藏了刊有克莱茵所发表的物理史论文的科技期刊。
然而，在整个60年代，似乎很少有中国学者注意到克莱茵的工作，因为我迄今尚未发现那一时期出版的任何中文著作中曾经引用过克莱茵的工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多种，比如：普通读者和研究人员很少有机会利用那些著名图书馆的馆藏；当时研究科学史的中国学者人数很少，而探索现代西方科学史的人则更为罕见；当时的中国社会对现代科学史研究普遍的忽视。
目前看来，第一部引用克莱茵工作的中文著作，应该是由许良英先生领衔编译、于1970年代中期开始出版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
许良英先生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在1940年代先后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军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地下抵抗运动，并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代末，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任职的许先生，因为在反右运动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被开除公职并遣送回原籍，被迫在浙江临海农村老家当了20年农民。正是在此极为艰难的岁月中，许先生完成了约二百篇爱因斯坦著作的翻译，它们构成了后来于197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主体。在《爱集》第三卷末关于爱因斯坦著作目录的说明中，许引用了克莱茵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保罗·埃伦菲斯特》。
这些引用无疑展示了译者对克莱茵工作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向中国读者介绍、传播克莱茵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因为当时《爱集》被大量印刷，并且很快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成为流行读物。
1983年底，许先生和另外几位同事作为中国科学史专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美国东海岸，以考察其顶级科学史学术机构。当他们于当年11月访问耶鲁大学时，许先生和克莱茵终于见面了。即使在那次见面的25年之后，许先生仍能向我生动地回忆起当年的访问情景：克莱茵开着自己的轿车，亲自到纽黑文火车站迎接中国代表团，带领他们游览耶鲁的校园，并安排与其他耶鲁大学的杰出历史学家们见面和学术交流。
对于耶鲁之行，许先生后来撰文写道：耶鲁有一位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史家马丁·克莱因，他于1948年得MIT的物理学博士，后在开斯（理）工学院任教，1967年起任耶鲁大学物理学史教授。他和霍耳顿（Gerald Holton）是开展现代物理学史研究的先驱。可惜这本传记只写到1922年为止，至今尚无继续写下去的计划。他目前在研究吉布斯（J. W. Gibbs, 1830-1903）。
在我们准备离开纽黑文前，布朗代斯大学的施韦伯（Silvan S. Schweber）教授从波士顿开车接我们回纽约，在路上他告诉我们：克莱因和库恩两人因观点不同发生争论，发展到影响个人关系。显然，许先生1983年的美国之行，让他不仅加深了对克莱茵及其工作的了解，而且在追求严谨的学风方面也找到了新的海外知音。
然而，其著作中的错误也受到了克莱茵及其他科学史学者的批评。
克莱茵与许良英先生具有同样刚正不阿的风骨。克莱茵对学术研究的严肃认真态度，不仅体现于上述对库恩的批评，而且清晰地展示在他针对派斯所著的玻尔传记所撰写的书评中。1983年，当许良英在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时，该校的科学史教授查尔斯·外纳（Charles Weiner）赠送给许先生几卷早期的《物理科学历史研究》年刊。早期的几卷HSPS刊登了数篇克莱茵的重要论文。
总之，我们可以说许良英先生是克莱茵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的最早和最有力的推介者。
1999年，克莱茵因病从耶鲁退休，耶鲁大学决定在2000年4月举办庆祝会。令许先生和我都非常遗憾的是，虽然有两次机会，克莱茵却始终未能来华访问。最终，由于种种困难，克莱茵在1990年代访华的设想未能实现。2005年是联合国所宣布的国际物理年，恰逢国际科学史大会在北京举行，许先生也热切地期待着与克莱茵在北京再次相见、畅叙。
然而不幸的是，克莱茵夫人的肺癌在大会召开前夕突然复发，克莱茵因此被迫取消了全部原定的行程，结果再次与访华的机会失之交臂。两个月后，克莱茵在养老院安详离世，享年84岁。克莱茵的墓碑安葬于耶鲁校园中心的Grove墓地中，与美国第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吉布斯的墓碑相距不远。
许良英先生与克莱茵之间历经三十余年学术交往所建立起来的真挚友谊，是中美两国学者之间友好交流、相互砥砺促进的一个缩影和范例；他们在20世纪物理学史、特别是爱因斯坦研究工作中的种种成就，都已成为科学史工作者的宝贵思想财富和进一步钻研、创新的基础；他们高尚的品德与严谨的学风，更是我们后来者应该学习、继承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