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的Sunny说，她的网速太慢，根本不能上课，做一页作业要花两小时，她花了一整天才做完作业。12岁的Elise说，她一直在用智能手机上课，网速不好，屏幕又小，图片和字都看不清，只能看懂大概60%的课程内容。这两个孩子生活在2020年的香港，然而，即使在香港这般富裕的大城市，也有些人在数码世界里举步维艰。
在线教育、网课，这些新技术曾被认为能带来教育公平——毕竟顶尖老师曾经只能一次教几十个或者几百个学生，现在只要制作课程放上网，数以万计的学生就可以接收到同样的信息。
2020年的新冠疫情，迫使世界各地的学校关闭。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2020年11月17日，全球因新冠疫情而被被迫离开校园的学生有2.2亿。近四分之三的国家选择通过互联网来让学生继续学业，其余国家选择通过电视或无线电来提供远程教育。本来被视为补充的在线课程，为了“停课不停学”，一下成为主要的授课途径。
而人们发现，此前的预估中忽略了一件事请——即使不给网课设置任何付费门槛，学习网课依然需要具备些条件：比如性能足够用的计算机设备，足够快的网速，足够丰富的计算机与互联网使用知识，乃至足够支持的学习环境——这些条件对宽裕的家庭探手可得，对贫穷的家庭却难如登天。
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往往在85%以上，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则在50%左右。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就越低。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近90% 的学生没有家用电脑，82% 的学生无法上网。全世界大概有8.26亿学生家里没有电脑，7.06亿学生家里没有网络。即使在富裕的大城市，也有因贫穷而远离数字世界的人群。
2020年8月，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调查了733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发现在学校停课期间，这些孩子们遇到的众多困难包括——没有电脑，不会操作电脑，电脑太旧打不开学校的课程或作业，无法上网，网速不够，没有打印机不能打印作业，没有书桌，没有做作业的空间，需要轮流用父母的手机上课做作业，遇到难题无人可以询问……
这733个学生里，88%需要上网课来完成学业，但34%家中没有宽带，40%家中没有可上网的电脑。即使是有电脑的那些家庭，也有53%电脑是来自慈善机构借用或捐赠，15%是来自亲友借用或捐赠——这样的电脑往往是老旧而性能较差的，容易出故障。他们97%表示学习网课有困难，91%感觉网课会造成自己学业落后。
在富裕家庭里，有电脑，往往不止一台；有手机，人手一部，自家当然也有网速飞快的宽带。家长往往在互联网世界里如鱼得水，能自如地通过互联网获得需要的信息或物资，或者有能力雇佣专业人士来帮助孩子使用互联网。富裕家庭的孩子，从小也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去熟悉互联网世界。
反观一些贫穷家庭，他们可能没有台式机，也没有笔记本电脑，家长的手机也许是唯一接入互联网的设备，孩子也就只能用着手机，将就着联网上课。有的家里不止一个孩子需要上课，那就得轮流使用手机。在网课做作业的过程中，孩子里遇到困难，家长帮不上忙已是常态。有些贫困家庭依赖祖父母来照料孩子，而长辈能提供的支持与帮助就更少。
英国一个研究显示，在疫情停课期间，比起经济最差的20%家庭里的孩子，经济最好的20%家庭的孩子花在学业上的时间多30%，大概是一天多学75分钟。这也意味着富裕家庭的孩子容易获得更好的学业成绩。
贫富不平等在学生身上带来的影响，还不限于学业成绩。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在宽敞明亮的自家房间里学习，不会视力减退，不担忧自己错失上课的机会，更不用担心父母的生计受到疫情影响。他们情绪稳定，不缺乏自信，也不会社交退缩。当网课要求学生打开摄像头时，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不会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难以见人”。
而贫困家庭的孩子，仅仅是搞定设备和网络就很不容易，更不用说在家学习时带来额外的开支。比如日常的水电网费，被打乱的家庭日常安排，比如许多孩子曾依赖于学校提供的免费或廉价的午餐，而如今需要有人留在家里照料孩子，孩子们也未必能获得此前的均衡营养。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调查也显示，受访的学生中，三成学生有大人停工在家，六成学生直言家庭经济变困难，五成说家庭关系逐渐变差，九成学生坦露在此期间自己变得更加烦躁。
美国纽约的数据显示，由于新冠疫情，十分之一的学生被迫搬家甚至无家可归，这些当然都是最穷的学生。当住房不稳定时，远程学习是非常困难的。对贫困家庭来说，开支和日常并不能简单轻松地做出调整，而父母受到的压力，多多少少会传到孩子身上。停课时间越久，贫困孩子的辍学风险就越高。即使有朝一日学校重开，他们也未必能重返校园。
除了贫富不平等，还有性别不平等。同样停课在家，女孩和男孩有何不同呢？比起男孩，女孩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当家庭面临经济压力时，女孩更可能被要求辍学。往往，她们会被叫去帮忙家务或干活补贴家用，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贫困国家的女童。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接受教育的机会来之不易，近乎奢侈。而新冠疫情和闭校停课的情况下，许多家庭会重新考虑是否还能继续支持女童上学，甚至于，是否应该早早把她们嫁出去。
女孩子往往被要求照顾更多的家庭琐事。停课在家的女孩，更可能面临安全危险。学校给女孩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而辍学在家时，家庭暴力威胁或外来的性暴力威胁，无不成为她们的安全隐患，也进一步加剧了女孩们辍学的可能。这样的悲剧，在此前的疫病大流行期间就发生过——在塞拉利昂，埃博拉流行期间学校停课，离开了学校提供的保护性环境，一些地区的少女怀孕比率增长了65%，这些早孕的少女，大多也就此辍学。
女孩的学习时间、对互联网的使用，也受到来自家庭的限制。她们往往被要求承担更多的无偿家务劳动，与男孩相比，花在学习的时间更少，许多家庭甚至不鼓励女孩学习。2017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个研究显示，在中低收入国家，比起男孩，女孩年纪更大时才能接触到互联网，她们使用互联网也受到更多的监督和限制。不仅如此，女孩即使有收入，也更可能被用于家庭开支。
相比在校学习，在家远程学习会让两性可用于学习的时间相差得更多，男孩往往比女孩更有机会使用互联网，也更能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能来接受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因为新冠疫情，7.67亿女学生遭遇停课，其中预估有1100万名女学生再也无法回到校园继续学业。在贫困与男女不平等的地方，停课对女生极其不利。然而，在男女较为平等的发达国家，停课反倒有利于女生。
德国的数据，在疫情停课期间，女生每天要比男生多学习半小时。同样是德国的研究，数据显示，优等生和差等生在闭校期间的学习时间也是不同的。在学校停课后，学生每天的学习时间都有所减少。但优等生每天减少3.7小时，而差生每天减少4.1小时——差生每天看电视和玩游戏更多，学习更少。这也让优等生和差生的成绩差距越来越大。疫情结束后，也许发达国家的优秀女孩子，更有可能脱颖而出。
这次疫情告诉我们，远程教育还远远没有达到“让每个人都能更好更方便地学习”。需要网上授课的老师，适应起来也并不容易。所遇到的技术困难，比如设备不好用，网络经常卡断，许多新上手的网课软件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成本来学习，甚至于讲了半天，才发现自己忘了开摄像头或麦克风。
隔着网络，也许难以调动学生们互动。学生更沉默，更不愿发言，也更容易因为网络问题或用眼疲劳而感到疲惫。以前可以让学生分组完成的项目，而现在只能由老师来逐一评估。既要上传课件，又要录制视频，老师们也发觉自己的工作量也在变大。连知识和资源都有优势的老师，都在远程教育的模式中适应得磕磕绊绊，学生们就更不必说了。
远程教育有无限发展空间。但当下，学生们与同龄人在一起，接受老师的面对面的指导，依然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当疫情使得“网课时代”提前到来时，拥有更好设备、更丰富经验的学生无疑更容易适应，而这些学生，往往都出自更加宽裕的家庭。
富孩子不会遇到的问题，穷孩子统统都会遇到，而且难以解决。无数个小问题，足以累积成难以跨越的差距。学校，本是将资源提供给穷孩子的一个渠道。是富孩子的锦上添花，是穷孩子的雪中送炭。富孩子不缺那朵花，穷孩子却真的缺那份炭。
教育资源的不平均分配，影响着下一代人。当学校关闭，孩子们回到各自家中，比拼的就是各自家庭能提供的资源了。过往研究显示，放假期间，富裕家庭的孩子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之间会拉开差距。美国暑假结束后，穷孩子的学业会倒退一个月，富孩子则几乎没有这种倒退。
停课那些日子带来的影响。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高收入国家学童损失了相当于六周学业，而中低收入国家的学童已经损失了相当于四个月学业。不仅如此，低收入国家里，三分之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帮助那些难以远程学习的孩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要用尽一切办法，来帮助那些贫困的学生。要让尽可能多的人，能更自如地使用互联网学习，让更多的女学生能重返校园。
香港的“关爱基金”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最高4500港币的购买电脑补助；而香港赛马会慈善基金，也捐出了10万张手机流量卡给有困难的学童。
我们也不要放弃那些“低科技”的办法——比如将打印出的学习材料送到每个学生家里，用电台广播或者电视放送来覆盖一些偏远人群。比如为学生提供阅读机会，开放学校和当地图书馆的远程借阅。即使在欧洲，疫情期间也有10%~24%的贫困学生得不到合适的阅读材料。
曾经依赖于学校提供的餐食的学生，可以用送餐、食品券等办法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学生越小，受不平等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我们尤其要主动援助。
课程时间和学习进度的安排越是灵活，就越有利于往往需要帮忙家务的贫困儿童和女童。可以为那些面临辍学的女孩提供学费补贴，餐食和月经用品。为那些在停课期间怀孕的女学生提供返回校园的帮助，或者暂时保留学籍的选项……
在11月20日世界儿童日之际，我们呼吁给孩子们带来更好的成长环境。新冠疫情总有一天会结束，但迫使孩子离开校园的下一次危机还会到来。下次危机时，愿世界为孩子们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