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 Lives Matter”持续发酵成全球事件：各国人们纷纷走到街头，为黑人群体抗议。如今，抗议从一开始的混乱到趋于冷静，让人感慨万千。多少人为这平和隐忍的悲痛而动容，反省同而为人却被差异对待的不公。但如果反抗的形式是暴力的，无论对单一事件出自怎样的同情，人们也会不自觉反弹：瞧瞧，对黑人有偏见，怪谁？！
当我执笔这篇文章时，本想效仿弗吉尼亚·伍尔夫从图书馆抱回一部部大头书，带着探索欲遨游在知识的理想国，寻找一个种族“享受着安稳与繁荣”，而另一个“遭受着贫困和动荡”的答案。然而，一页页翻下来我只深深感受到理论的无力感，我决定记录这个话题引发我陷入沉思的记忆片段。
01来美国第一次感受到恐惧是在K城做学生的时候。2011年某个周五晚上，和往常一样吃完越南米线，开着99年的凯美瑞去沃尔玛采购食物。
开着开着油灯亮了，便找了一家最近的加油站停下。天还没全黑，路上车流已时渐稀少。油汩汩流进油箱，我站在车旁，无聊地看着近处寂静的街道和远处昼夜交替忙碌的天空。忽然一个声音恶狠狠传过来：“你有五块钱吗？”刚还在发呆的我，不由往后退了一步，这才看清说话的是一个身材瘦小些许佝偻的男人，穿着一件深黑色连帽衫，帽沿下只露出半张脸，边频繁吸着鼻子边用颤抖的食指擦拭。瘾君子！慌乱中的第一判断无疑更加深了恐惧。
我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嗓子发涩，“我看看钱包”。平时没有带现金的习惯，幸好钱包里还剩了几张一美元的零钞。我抖索地把钱掏出来，手还没递过去，那人一把夺走，消失在转角处。他一走，我赶紧冲进车将门锁上，坐在驾驶室喘着粗气，慢慢恢复理智的我大脑开始飞速运转：要不要报警？人已经跑了，也没看清他的全貌。只有五块钱，警察会不会不管？他当时有武器吗？是刀还是枪？他看上去挺虚弱，如果真动起手来，我也不见得吃亏？
胃怎么忽然这么疼？是刚吃的越南米线太辣？爸妈这时在家里干什么呢？还是不要打电话过去让他们担心。最终选择没有报警，心有余悸把车慢慢开回家。事后好几年反反复复想起那个夜晚在异国他乡对潜在危险的后怕，以及事情没往更坏方向发展的庆幸。从那以后，钱包总兜着五到十块的“救命钱”。这个加油站事件的主角并不是黑人。
02毕业后兜兜转转来到H市，安全起见搬进有门卫的小区。
白天值班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微胖，喜欢寒暄，有时聊得兴起，非得等后面车辆司机按喇叭催促才放行。晚上换班的男人脾性不大一样，他年纪稍微再长一点，不苟言笑，每次只是懒懒抬眼看是不是住户，或者有没有挂停车牌，便把车道闸门打开。好似开口说一句话都是多余。2017年最后一天，新年钟声敲响，酒过三巡后和朋友拥抱告别便从市中心酒吧街打车回家。
一路上晕晕乎乎处在半睡半醒状态，司机也不打扰，自娱自乐跟着广播音乐哼唱。迷迷糊糊中感觉车放慢了速度，然后是窗户摇下来的声音，一个男人在车外扯着大嗓门吼：“你在这里干什么？”我顿时酒醒了一半，原来是那个平时连头都懒得抬的门卫瞪着眼睛冲司机嚷嚷。司机赶紧把高分贝音乐关掉，用一种莫名心虚的语气回答道：“我是优步司机，送客人回家”。这时门卫才看到东倒西歪在后座的我。
我配合地直起身子，头探近前窗说：是我，五号楼301的。门卫扫了一眼，认出我来，又转眼瞪着司机说，客人放下来，你不能进去！司机还想说什么，看到门卫重重拉下小窗户，只能悻悻倒车出去，嘴里嘟囔着，都喝成这样了，送到楼下不是更安全。之前朋友来家里的次数不少，门卫固然谈不上热情，但也只是例行公事记录访客信息后便轻松放行。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门卫声音此般洪亮，爆发的能量如此膨胀，甚至展示了某种高高在上的威严。
优步司机和我的朋友又有什么不同？车算不上破旧，衣着也很体面，唯一不同的兴许仅仅因为他是个黑人。而门卫自己也是黑人。
03去新的城市生活，一个可靠的杂活工至关重要，盖斯便是这个生活能手。盖斯和我母亲同年生，这种缘分多多少少增进了亲切感，再加上收费低干活细致，认识盖斯后便从没考虑过换人。
去年春天盖斯帮忙粉刷后院露台，做完份内活他拿出一张图纸，“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建议加一个小花坛，这样乘凉的时候风景更好”。末了，又说，“这是我的主意，不收费，就当礼物吧”。我跟他开玩笑，你是不是把所有工作都当成艺术创作？他憨憨笑着，又说，“如果是我，露台不会粉刷成暗红色”。这多多少少让我觉得有点奇怪，毕竟所居大学城的校旗就是暗红色。盖斯并不是一个落寞的艺术家，他曾经是个军人。
偶尔闲聊提到部队生活他会摇着脑袋，“不喜欢，非常不喜欢”。问起原因，盖斯有点难为情，“我怵血，尤其是子弹穿透后泵涌的暗红色血。无奈父母条件不好，参军毕竟还能有不错的补助”。听到这，想起盖斯花了好几天时间将露台刷成暗红色，不免心存歉意。盖斯退伍后没有选择政府安排的工作。他说在部队里被人管怕了，特别是大学毕业的学生，一入伍就是军官，根本看不起粗糙的老兵，总想着法子作弄我们。
好在盖斯在部队学会不少技能，便靠杂活维生，一干就是几十年，在这个黑人并不多的小镇。盖斯来家里少说也有十几回，每次都穿着一件好几处都是破洞的白蓝T恤,戴着一顶褪色的棒球帽。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盖斯按了门铃，门一开看到我是华人，有点诧异（这个小镇华人也不多），接着便问：“需要脱鞋吗？我看电视里亚洲人进门都会脱鞋”。
以前住公寓时，修理工总穿着脏兮兮的鞋子毫无顾忌，曾经还因为留下擦不掉的油漆印向管理员投诉过。知道美国人没脱鞋习惯，我便说，没事，直接进来就好。盖斯想了想，说道，那我下次带双鞋套。慢慢熟悉后，也会跟盖斯聊起种族问题。盖斯说起之前去一户人家干过好几次活，平常见到的都是女主人，有回男主人回家看见盖斯便跟妻子抱怨，怎么能让一个黑人来家里。我问盖斯，你不生气吗？
他淡然地说，生气倒不至于，早就习惯了，只是可惜少了一个收入来源。上星期马桶漏水，我折腾了半小时换好抽水阀门，从地上蹲起来因为腿麻踉跄了一下。去年马桶出状况是盖斯过来帮的忙。盖斯膝盖不好，常年受风湿折磨身体有些臃肿，这样的他跪在马桶和墙壁狭窄的空间劳作，想必更是酸痛。当时修好马桶后盖斯说，换抽水阀门很简单，不需要浪费钱请人来修，于是一点点教我，又介绍当地一家五金店，告诉我这里的东西比“家得宝”便宜。
新冠疫情爆发后，盖斯时不时发来短信问候，大选前也不忘叮嘱睡觉锁好门窗注意安全。问起是否有去参加游行，这个为美国上过战场的黑人老兵只是简单回复一句：Violence doesn’t solve any problems。这是马丁·路德·金的名言，盖斯白蓝T恤上印便是这位黑人精神领袖的头像。
04黑人暴力犯罪依旧会源源不断发生，社会也会以此作为不公平对待的理由。
一个事件可轻易分辨是非，若上升到一种现象，背后错综复杂的因素很难以对错而论。但仍坚信，“我要呼吸”的声音会被听到，人性的细小善意会被看到。写到这，不由想起土耳其作家奥尔汗·帕穆克的《雪》，有句话掷地有声：“我们并不笨，我们只是穷。一个西方人，当他遇到一个穷国的人，心里很本能地就会产生歧视”。
阶层和种族之间也是如此，这种深层矛盾兴许在历史文化的长期累积下无法和解，唯一期冀的便是平凡人的一生有那么几次，静谧的雪，会充满诗意地飘进梦里，也飘进现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