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方法、统计显著性如今已经成为科学界的通用标准，被视为客观的标尺，但它们在诞生之初却是为论证种族歧视、殖民主义的合理性而服务的。
2018年初，伦敦大学学院的校领导们震惊地获悉，在过去四年内，学院内一直举办着由“种族科学家”和新纳粹主义者组织的会议，称为“伦敦智力会议”。会议的存在让人惊讶，但会址的选择并不让人意外。
UCL曾经是20世纪初优生学运动的中心，前身是纳粹的“种族卫生”项目，与优生学之父弗朗西斯·高尔顿及其知识的继承人卡尔·皮尔逊和罗纳德·费希尔联系到一起。2018年6月，UCL为了回应对上述会议的抗议声，宣布已经从教学楼和教室上撤下了高尔顿和皮尔逊的名字。
之后，面对同样反对优生学的呼声，统计学会主席委员会重新命名了每年的费希尔讲座，而演化研究学会也同样更名了自己的费希尔奖。在科学界，这些做法等同于拆除代表白人至上的邦联雕像，扔进大海。
清除统计学中曾经的优生学家幽灵并非一个直接产生的主张。我们现在理解的是，统计学大部分来源于高尔顿、皮尔逊和费希尔的研究，他们的名字已经和统计学术语融为一体，比如“皮尔逊相关系数”和费希尔信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备受争议的“统计学显著性”概念，数十年来都用来测量经验研究是否值得发表，也可直接追溯到这三人身上。
在理想状态下，统计学家们很希望将这些统计学工具和创造它们的人以及时代分离开。然而统计学好比透镜，科学家借此来探查真实世界的问题，但镜面上总会沾满握着透镜的人的指纹。实际上，统计学思维和优生学思维早已深深交织在一起，许多理论问题使用的显著性检验之类的方法，都保留着其最初使用目的的残余，比如显著性检验最初用来识别种族差异，支持优生学。
显著性检验方法及其发明者的声誉同时崩塌，并非偶然。
和他们一起坍塌的，还有统计学作为完美客观学科的形象，这也是三位优生学家的另一遗产。高尔顿、皮尔逊和费希尔不仅给工具盒添加了新工具。他们声称，为了服务于社会政治需求，他们树立起统计学的权威形象——本质上公正的数字裁判，因为统计学分析是纯粹无偏倚的数字计算。然而在他们自己的研究中，他们曾透露，实现客观性神话的希望是多么渺茫。如今，统计学内剧变不断，需要重塑学科准则，重新认识它的起源。
教学楼和讲座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优生学纪念碑。而在更隐秘的部分，优生学已嵌入统计学的语言、逻辑和哲学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