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苑位于北京城南二十里，方圆一百六十里，曾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家苑囿。元称“飞放泊”，明称“南海子”，明末时出现“南苑”之称，清代沿袭此名。南苑之中心地区又名“万字地”，来源有二：一是因此地多蔓（读万）子草而得名，二是该地曾驻扎过万字军，因称万字地。
南苑之开发，当不晚于辽代。经金、元、明、清等朝代苦心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而其形成和发展，又与所处地理位置及水文条件密不可分。
从地理学角度考察，南苑位于永定河冲积扇前缘。历史上，这一带方圆百十里地势低洼，鲜有人迹。北有凉水河、小龙河，南有凤河，清流潺潺；一亩泉、苇塘泡子、团泊、五海子、卡伦圈等湖沼，波光粼粼，泉源密布；潴以碧海，湛以深池，“四时不竭，汪洋若海”。据《明一统志》记载，永乐年间，“以禁城北有海子（今积水潭），故别名南海子”。又因南海子乃上林苑之一部，至明代末时已有将其称为南苑者。
明代大学者吴伟业就曾赋《南苑》诗，诗中有“南苑车声穿碧柳，西山驰道夹青槐”之句，可略窥当时南苑之景致。因此处水深土厚、气候温湿，故而草木生长茂盛，生态环境极佳，獐、鹿、雉、兔、麋鹿、黄羊等动物大量繁衍，并有狼、狐等出没。这里自古便是一大天然狩猎场所。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酷爱游猎活动，辽代以降，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等依次大举南下，并先后建都于今北京一带。
南苑以临近帝都而占据地利，成为皇家苑囿也就顺理成章。同时，除满足帝王巡幸游猎的雅兴之外，此地也为训练骑兵和围射等军事技能提供了必要条件。
南苑之形成，可上溯至10世纪初，当时游牧于西辽河上游一带的契丹族崛起，建立辽朝。辽会同元年（938年）得燕云十六州，升幽州为南京，成为辽代陪都之一。城方二十五里，设南京道，称南海幽都府。契丹贵族经常在南京近郊进行狩猎活动，“放鹘、擒鹅”，时称“春捺钵”；并“阅骑兵于南郊”，以训练兵马。当时京畿一带人烟稀少，契丹人的渔猎范围甚广，而城南之地，则是其主要场所之一。
金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诏改燕京为中都，并迁都于此。据《金史》记载，海陵王为满足游乐需要，常率近侍“猎于良乡”“猎于南郊”。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为方便游幸，特在中都城南建行宫，章宗常“猎于近郊”，还将近郊划分为若干“围场”，分拨诸王射猎；且设鹰坊，“掌调养鹰鹘（海东青）之类”，供帝王渔猎使用。至此，皇家苑囿雏形初现。
至元代，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在金中都基础上兴建大都。他们素重骑射，必然要开辟游猎和训练兵马的处所。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元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在城南二十里处营建苑囿，时称“下马飞放泊”，“曰下马者，盖言其近也”。另据《元混一方舆胜览》记载，飞放泊“广四十顷”，其位置大致在今丰台区南苑镇北、东高地以西、北大红门以南一带。其时，大都附近还有柳林海子、北城店飞放泊、黄埃店飞放泊等苑囿。
南苑时称“小海子”，大概因其规模较其他苑囿为小。小海子北起南街，南到西四合庄（双泡子北岸），东到德茂庄，西到大白楼。据《鸿雪录》记载，元廷还规定：“大都八百里以内，东至滦州，南至河间，西至中山，北至宣德府，捕兔有禁。”把这一带开辟为专供蒙古贵族游幸、飞放之所。《元史》记载：“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
”所谓飞放，就是帝王在侍卫的簇拥下到湖沼纵放海东青以擒杀天鹅、大雁的狩猎活动。
据《帝京景物略》记载，蒙古贵族曾在柳林海子建行宫，且堆筑晾鹰台、幄殿。“中殿，瓦为之；曰幄殿者，猎而幄焉。殿旁晾鹰台，鹰扑逐以汗，而劳之，犯霜雨露以濡，而煦之也。台临三海子，水泱泱，雨而潦，则旁四淫，筑七十二桥以渡，元旧也。”经数十年营建，下马飞放泊已初具规模。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于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诏改上林署为上林苑监，又下令扩充下马飞放泊。永乐十二年（1414年），尽逐小海子周围居民，将飞放泊面积扩大数十倍。继而于四周筑起土质围墙，开辟北大红门、南大红门、东红门、西红门，命名曰“南海子”，使之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家苑囿。
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旧为下马飞放泊，内有按鹰台。永乐十二年增广其地，周围凡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中有海子三，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别名南海子。”明廷在南海子大兴土木，先后修筑旧衙门提督官署、新衙门提督官署以及关帝庙、灵通庙、镇国观音寺等配套建筑。
明代多次在此地大兴土木。经大规模修葺，南海子不但规模宏大，且设施完备。苑中奇花竞放，嘉树成荫，禽兽鱼鳖，丰殖繁育，百草绿缛，群卉芳菲。“南囿秋风”已成为当时著名的“燕京十景”之一。为加强对南海子的管理，明廷设“海户屯”把守，由总领太监经营海子事务。围墙内称“海子里”，围墙外称“海子外”。
明廷每年都要在南海子组织合围狩猎、训练兵马。明成祖、明英宗、明武宗、明穆宗等皆曾亲率文武百官出猎南海子。明中期以后，国力渐衰。隆庆年间，南海子因年久失修，“榛莽沮茹，宫幄不治”。后因京畿暴雨，卢沟河水将南海子围墙冲溃崩圮，苑中树木陆续被盗卖，禽兽也因失去栖身之所而四散奔逃，南海子呈现出一派凄凉败落的景象。
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定鼎北京，擅长狩猎骑射的满族贵族对南海子情有独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重加修葺，以“南苑”名之。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南海子即南苑，在永定门外。元时为飞放泊，明永乐时复增广其地，周垣百二十里。我朝因之，设海户一千六百人，各给地二十四亩。春蒐冬狩，以时讲武。恭遇大阅，则肃陈兵旅于此。”
在重修明朝南海子围墙的基础上，又新辟五门，连同明代的四座海子门，合称九门。
“南苑缭垣为门凡九，正南曰南红门，东南曰回城门，西南曰黄村门，正北曰大红门，稍东曰小红门，正东曰东红门，东北曰双桥门，正西曰西红门，西北曰镇国寺门。”每座门皆有门楼，下各有门洞三，门内各派驻兵士十名把守。
乾隆年间，又拨帑银38万两，依次将原有土墙改建成砖墙，墙用五尺厚三合土做根基垒48层砖，灰色砖墙基宽五尺，顶宽二尺，全长120余里，共有墙垛19085个，其形状与天坛围墙颇为相似，并增设角门13座。
历经顺治、康熙、乾隆等数朝刻意经营，南苑内景致多至24处。
重建和新建的行宫有四，曰旧宫、新宫、南宫和团河行宫；寺庙有八，曰宁佑庙、真武庙、三关庙、娘娘庙、镇国寺、永穆寺、德寿寺、清真寺；另有晾鹰台、双柳树等著名景致。据《清代国家机关考略》记载，为加强管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特设奉宸苑管理南苑等处事务，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苑丞等27人。
至清中期，南苑内已是湖沼如镜，林木葱茏，鹿鸣双柳，虎啸鹰台，生机勃勃，与北京西北郊的“三山五园”遥相辉映。清廷善于经营，除派官员进行严格管理外，还有海户1600余，设南苑庄头、苑户、果户等，建制及规章制度日趋完善。为保护苑内珍禽异兽，清廷严禁百姓涉足南苑射猎，还采取措施，定期在苑内栽种树木，限制土地开垦，并经常对苑内危害珍禽异兽的食肉动物如鹰、雕、狼、狐等予以围剿。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规定，凡在南苑内打得皂雕、虎斑雕、芝麻雕者，每只赏银一两；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月奏准，南苑内打得狼一只，赏银五两。乾隆元年（1736年）又奏准，在苑内打得狐一只，赏银一两。据记载，康熙、乾隆、嘉庆诸帝为清除苑内“狼暴”，每年冬日在南苑围猎时，都把狼、狐等食肉动物列为主要捕杀对象，称之为“打狼围”。
由于措施得力，苑内珍禽异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可谓草木葱郁，百鸟翔集，尤其是珍奇的麋鹿在这里得以迅速繁衍。
南苑不仅是帝王游玩狩猎之所，而且是操演阅兵之地。据《清史稿·礼志》记载：“顺治十三年，定三岁一举，著为令。”此后清朝皇帝常在南苑阅兵，主要地点选在西红门内杀虎台和南大红门北面的晾鹰台。“乾隆皇帝、嘉庆皇帝、道光皇帝等亦常在此检阅八旗兵阵。此外，为增加行围野趣，清廷还于南苑堆筑三台山、大台子、二台子等土埠，使之更具山地丘陵色彩。
颇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北京贡苑麋鹿种群，也经磨历劫，命运多舛。光绪十六年（1890年），永定河决口，洪水泛滥，城南一片泽国，河水从北墙九孔闸涌入低洼的苑区，瞬时变成一片汪洋。苑墙崩圮大半，麋鹿、黄羊等从苑内逃出，多被饥民捕食。
而南苑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发生于世纪之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曾在南苑一带与义和团发生激战。洋兵在小红门架起大炮几十门，轰击槐房村和新宫村，炸死、炸伤义和团和无辜村民3000余人，两村被炸成一片焦土。后又偷袭南宫村，残杀无辜村民数千人，南宫宫殿和民房百余间变为一片废墟。
与此同时，八国联军还烧毁了旧衙门行宫（旧宫）和宁佑庙，抢走了德寿寺的斤鼎和大量古籍法帖。
日本兵闯入团河行宫，抢走珠宝玉器、古画、古籍，不能带走的则全部砸碎。俄国兵将团河行宫南草地里的1000多头鹿和麋鹿驱散。经此浩劫，行宫寺庙多被焚毁，鸟兽尽被射杀；苑中囿养的最后一群麋鹿也被抢掠一空，并从此绝迹。据说当时曾剩下麋鹿一对，养在某王府，后被转送“万牲园”，未几死去。麋鹿自此不见于其故乡中国。《辛丑条约》签定后，清廷国库空虚，内外交困，已无力也无心再予恢复南苑。
自此，这座拥有六百多年辉煌历史的皇家苑囿便一蹶不振，日趋萧条。真是繁华事散，人去苑荒。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设南苑督办垦务局，出售土地执照（时称“龙票”），拍卖苑内荒地。当时朝中的显贵、官僚、太监及皇商趁机大量争购“龙票”，地价为“上等地每亩白银三两二钱；中等地每亩白银二两半；下等地每亩白银一两七钱”。外国人也染指其间。
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便以“改良华北农业”为名，在华美庄（今建新庄）挂起“燕京大学南苑第三农业实验场”的招牌。购地之后，他招募大批农民为其开荒种地，庄园纷纷出现，如庆亲王奕劻的九如庄（在今机架厂东北），协理大臣那桐的千顷堂，内务府大臣奕禄的积善庄（今德茂西），慈禧太后亲信、太监大总管李莲英的富家庄（今西广德村东）等。
为谋生计，外州府县的贫苦农民接连不断逃难至此。
他们多来自河北中部的河间、肃宁等州县，也有自山东、河南等省远道而来者。由于此地多水，适合种稻，特产“南苑稻”很快便成为皇室贡品。每逢秋季，绿浪摇曳，稻花飘香，一派江南水乡景色。由于当时的地主不收留携带家眷的长工，他们只好在野地里搭起小窝棚栖身。后来搬来的人越来越多，便形成了一个个自然村落，居民大都是以同乡聚居。
如瀛海庄，居住的就都是河间人，因古时河间称瀛洲，而此地又叫海子里，两地的字合起来就以“瀛海”名之。苑内市肆渐繁华，以万字地为中心，形成了今丰台区南苑镇的雏形。
民国时期，南苑成为航空重地。1913年，民国政府向法国购买高德隆式40马力、50马力、80马力飞机共12架以及各种航空设备，修建机场，并建立南苑航空学校，以秦国镛为校长，隶于参谋本部。
这是我国第一个航空基地，京苑轻便铁道经此出入京城，南苑战略地位日渐重要，成为北京城南的重要门户。1922年10月，冯玉祥任北京陆军检阅使，率兵驻扎南苑；奉军、皖军、直鲁联军等军阀部队也曾驻扎于此。其间，南苑旧衙门行宫和新衙门行宫遭到彻底破坏。1937年7月28日，日本侵略军向驻扎在南苑团河行宫的二十九路军某部发动突然袭击，在炮火中，团河行宫遭到严重摧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苑又恢复生机。1952年设立南苑区，1958年并入丰台区。1959年9月东高地街道办事处成立，三营门大街以东的西洼地、东高地、六营门、万源路之间地区划归东高地街道办事处。经数十年的发展，南苑地区日见繁华。
最堪称道的便是国宝麋鹿的回归。历代帝王风雅猎奇，设此苑囿，无意间却为物种保护做出贡献。麋鹿属鹿科，其头似马、角似鹿、尾似驴、蹄似牛，故而被称为“四不象”。
化石分析表明，从全新世至商周时代，是麋鹿发展的旺盛时期，其主要分布区域在中国东南一带。据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出土的麋鹿骨骸分析，麋鹿当时与家猪一起，是被普遍食用的动物。由于大量被捕杀和栖息地被人类侵占等原因，野生麋鹿大概早在1800年前（约于汉朝末期）即已绝灭。而作为皇帝的狩猎和观赏动物，至清末，南苑内仍饲养着一群麋鹿，数量约为两三百只。这是世界上唯一的麋鹿种群，因而弥足珍贵。
八国联军之祸，使南苑麋鹿被一网打尽，至此中国境内再无麋鹿。但麋鹿的故事还未结束。
1866年，法国传教士大卫在南苑偶然发现麋鹿并为之定名，且将其推介到欧洲。此后欧洲许多动物园陆续开始饲养，但成效不佳。当中国本土麋鹿全军覆灭之际，全世界仅剩英国乌邦寺尚存麋鹿18只。此麋鹿种群后来似有神助，数量大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乌邦寺主人唯恐硕果仅存的麋鹿重蹈南苑麋鹿的覆辙，开始有意向全球各地疏散。世界上现存麋鹿均属这18只南苑麋鹿的后裔。
麋鹿成批回归故乡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
1985年，英国乌邦寺无偿回赠中国麋鹿22只，其中20只被安置于原皇家鹿苑故地——南苑麋鹿苑。1987年，又引回18只，生长繁殖良好。到1994年，麋鹿总数已达300只。据生物学家研究，从麋鹿喜泡水、泥浴，蹄宽大，蹄间有皮腱膜的特点分析，它们过去肯定生活于温暖潮湿的沼泽地带。而长江三角洲平原湿地显然是它们理想的栖息环境。考古发现也支持这种推测。
因此，一项将消失于野外1000多年的麋鹿放归自然的计划终于制订完成并开始实施。
1986年，39只麋鹿被放养于江苏大丰县境内总面积15000亩的划定区域内，可谓是真正的回归故里；1993—1994年，64只麋鹿被送至湖北石首天鹅洲。在北京、大丰和天鹅洲三处，分别建立麋鹿自然保护区，总数已相当可观。但现有的麋鹿仅为半散放饲养，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野生麋鹿种群，还尚需时日。
无论是论史还是谈今，亦或是对麋鹿的存续而言，南苑都功莫大焉。感日月如梭，观沧海桑田；回顾往事，颇多感慨，特撰此文以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