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真的如达尔文与赫胥黎认为的那样，“与其他生物平等”吗？这种贬抑人类地位的理想化理念，或许推进了人类对大自然肆无忌惮的破坏。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发表后，人类傲居群首的生物地位便受到了压制。我们不是上帝的终极完美作品，而是历经过与猿猴、八目鳗和青贝相同的过程，逐渐演化而来。
如果达尔文确实贬抑了人类的生物地位，那么从某些重要方面讲，这种新开发的“谦虚”便存在着非常危险的误导性。实际上，在19世纪上半叶，当小规模手工业正在向许多资源开采和利用区的大规模工业化让步的时候，人类的角色并不仅仅是另一物种、一个和其他物种一样的生物体——恰恰相反，人类带来的环境突变大于其他任何单一物种曾制造过的影响。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是达尔文的密友，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非常棒的动物学家，并且是达尔文学说的重要支持者。在赫胥黎数不胜数的发表著作和公众演讲中，他明确表示了达尔文理论全盘反对了人类独尊的观点，并支持降低人类的生物地位。赫胥黎最伟大的作品发表于《物种起源》诞生四年后，书中阐述了关于人类与周边自然界之间相对地位的新观点。
在1863年，赫胥黎发表这些文字的时候，他被英国政府任命为三位皇家委员会会员中的一员，受委派调查水产渔业的情况。二十年后，赫胥黎再次进入皇家委员会，这次是前去调查另一次渔业技术的变革——蒸汽拖捞船。
赫胥黎的影响力在两次皇家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显现了出来。比如，他在1863年的报告中对于有关自然种群规律的阐述如下：如果有拖捞船过度捕捞，那么渔民本身便是在他们自己的行为之下第一个自食恶果的人。
鱼类会变得稀少，拖捞船每日的收获会不断减少，直到无利可图为止。当这一过程发生（并且是在鱼类灭绝之前就发生）时，拖捞船在该地区的工作就会停止，而后鱼群数量便会逐渐恢复，一直增长到弥补上先前的损失，然后该地的拖捞船就又会变多起来。赫胥黎悲剧性地将达尔文对人类生物地位的贬抑向前推进了太大的一步。
毕竟，当鳕鱼的食物短缺时，它不会突然长出两倍宽的大嘴，以三倍的速度追捕猎物，也不会潜伏到从没有鳕鱼潜入过的深海领域。但这却是拖捞船队可以实现的。他们的代偿性捕捞能力持续增长，更大的渔网、更大的渔船、更远的航行、更新的海床搜刮技术，引发了鱼类数量的陡崖式下跌。
这真是无可回避的忧伤讽刺。
圣经中所描绘的人类与其它生物的关系概念，是赫胥黎穷其一生试图以达尔文的观点驳倒和取代的，然而圣经中所讲述的概念却又最接近且最能够反映工业文明的真实情况。在《创世纪》中，人类在创世之后对世界行使着支配权。他们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物种。他们显然与上帝更加接近。在这一观点下，不难想象人类有一天甚至会使利维坦（Leviathan，圣经中的海怪）屈服，不管它是鼎盛还是残破。
若赫胥黎肯保留圣经故事中的一个元素也许会更加明智——人类是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