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答腊犀的故事究竟该从何讲起，它又如何走到今天这般田地？两百多年来，这个问题如同一道魔咒，让数不清的研究者无法参透。苏门答腊犀的名字反映了最早的标本采集地。1793年，一头游荡在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犀牛被猎杀，西方分类学者才第一次得知，在遥远的东方居然也生活着双角犀。
即便是在那个自然科学大发现的年代，一种生活在遥远异域的奇异犀牛依旧对学者们充满吸引力，从苏门答腊岛的初遇开始，伴随着人们探索的脚步，苏门答腊犀的分布区域也逐渐明晰，从中南半岛到马来半岛，从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西方学者们找寻到许多犀牛存在的间接依据，但笼罩在苏门答腊犀身上的神秘面纱却愈发厚重。
直到18世纪晚期，伦敦动物园终于捕获了活体的犀牛，在那之后的整整100年里，被捕获圈养在世界各地动物园、马戏团里的55头苏门答腊犀，是科学界认识这种奇异生物的唯一途径，甚至在1972年，圈养在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里的雌犀Subar去世后，这唯一的线索也一度中断。
今天研究者的局面恐怕比先辈更为棘手——自2019年马来西亚宣布本国的苏门答腊犀灭绝之后，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上5片互不联通的狭小区域，就成了这种犀牛最后的栖息地，根据最新的估算，今天的苏门答腊犀野外种群恐怕不到30头。
吊诡的是，在过去的200年里，当学者们翻越密林，希望观察到自然环境下充满活力的苏门答腊犀时，他们从当地原住民口中听到许多关于犀牛的奇谈怪闻，甚至听说，圈养苏门答腊犀这件事，早在1641年的亚齐酋长国统治初期就已经实现过。如此看来，苏门答腊犀似乎并非一直稀少，那么，苏门答腊犀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清代道光年间，山东出土了7件青铜器，其中一件被称为“小臣艅（yú）犀尊”，铸造于商晚期。
它塑造了一头敦厚肥壮的犀牛，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头双角犀牛。
实际上，由商周时期流传至今的青铜器皿里，双角犀牛的造型并非孤例，在《中国青铜器全集》收录的12件带有犀牛造型的青铜器中，双角犀占据了大半，尤其是在商辛四年铸造的四祀（sì）邲（biàn）其壶两侧、西汉铸造的嵌金铜犀尊身上，都能明显地感受到古代工匠对现实中动物造型的生动把握——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们的原型就是苏门答腊犀，工匠亲眼见过这些犀牛。
1984年，鉴于苏门答腊犀日益颓唐的生存现状，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保育项目：捕捉野生苏门答腊犀进行人工繁育，来挽救这个岌岌可危的物种。当时只有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还拥有苏门答腊犀的野生种群，不过，这两个国家在是否和他国合作上抱有不同的看法。马来西亚人并不希望自己的犀牛被带出国境，他们试图自己掌控繁育过程，而印度尼西亚相对开放一些。
1985年，一头雄性苏门答腊犀在苏门答腊岛被捕捉并送往英国，随后，4家美国动物园也陆续得到了7头犀牛，而马来西亚的捕捉计划也在马来半岛和沙巴州同步开展。
此时距离苏门答腊犀被科学命名已近200年，但人们对它的认知并没有丝毫增多，在计划开始不久，苏门答腊犀牛人工繁育计划就从一个宏愿转变为灾难——有3头在捕捉过程中死亡，剩下的犀牛则面对各种养殖环节中的风险。
到了1990年，已经有8头犀牛死亡，尽管参与各方不断改进饲养方式，却都没能止住这一趋势。人们逐渐发现，苏门答腊犀和其他犀牛有许多本质的不同，它们并不像黑犀、白犀和印度犀那样，生活在开阔的草地上，也从不以草为食。
当人们终于学会给它提供新鲜树叶时，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树叶中富含铁，在野生环境下，犀牛不断被寄生虫骚扰，需要大量的铁重建被寄生虫损害的组织和血液，但圈养环境下，经过驱虫，缺少了寄生虫这个“包袱”，犀牛摄取的铁过量贮藏，很容易罹患致命的铁贮积病。
更重要的是，计划的目的——繁育，一直没能实现。
人们发现，即便是生殖功能健全的雌犀，也没有固定的排卵期，必须经过外界刺激诱导才能排卵，而诱导的关键就是和异性的接触。由于野生种群的栖息地已经被不断开发的人工设施切割破碎，许多被捕获的犀牛已经独自在破碎的栖息地中生活许久，由于常年无法遇到配偶，雌犀罹患卵巢囊肿，失去了生育能力。
长期的挫折之后，终于出现了转机，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成功说服了其他美国动物园，将最后3只送抵美国的犀牛聚集到一起，2001年，母犀牛Emi终于成功受孕并产下一头雄性幼崽，此后几年里，他们又顺利繁育了2头幼崽。自1984年人工繁育计划启动以来，这个充满悲剧的项目终于露出丝丝希望之光。
不过，距离真正的胜利还为时尚远。我们当然希望，从1984年至今所付出的代价，可以让我们讲好苏门答腊犀未来的故事。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从无法追溯的远古开始，我们书写了一段沉重的历史——从家世兴旺到必须寄希望于牢笼，犀牛无法理解，是什么让它们遭此噩运，但同样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我们，总该学会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