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导致我国学生批判性思维普遍比较弱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便包括了东方文化中的所谓“尊师”传统。这样说当然不代表不应该尊重老师，但在西方高校课堂，对老师的尊重与出于尊重真理而对老师讲述内容的质疑并不矛盾，然而我们却很容易将“尊重老师”与“不反对老师”画上等号。这种心态再继续往前发展，就会演变为学生对于权威的崇尚，而在校园内，导师一般都充当着学术上的“权威”角色。因此，导师也就变得更加不可置疑。
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会造成导师将本属于学生的决策自主权握于手中，相应地，学生也就失去了很多选择与挑战的机会。
若干年前，我们曾经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学习成就感进行过专门调研，结果发现，学生成就感最高的时间是其大一新生时期。此时，他们刚刚进入心仪的大学，达成了人生的一个重大目标，自然成就感满满。但在此后，学生的学习成就感便会一路下降。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其决策权在不断被剥夺。
比如，学生即使提出某些想法、尝试某些新的做法，但老师不同意时，学生大概率是做不成的。尤其到了研究生阶段，这种状况会更加明显，毕竟目前大部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都是跟着老师的课题走的。学生想做新方向的研究时，有些导师会“负责任地”告诉他，你的第一要务是拿到学位，太前沿或挑战性的研究问题虽然高大上，但是“不安全”，可能会导致难以毕业。此时，学生还会坚持吗？
相较之下，国外高校更加鼓励学生挑战前沿问题，即使学生做的是一件“证伪”性的研究——没有得出研究成果，仅仅是证明了某条研究思路走不通，依然能够得到认可。而在国内，这种情况很少见。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生在决定选择某个课题时，其项目结果基本已经确定了，他要做的只不过是将过程更加规范化。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其三四年后能够顺利毕业，拿到学位，但对于其创新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锻炼却毫无帮助。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也源于目前高校和导师在承担着很多不应承担的压力。要知道，相较于本科阶段的学习，研究生阶段的特征就是科研实践。此时，“效率性”要取代“公平性”占据更主导的位置。说得更直白些，学生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但即使努力也未必能成功。然而在当前的社会大舆论环境下，如果有太多学生不能毕业，便一定是学校的培养能力不行，这相当于给学校施加了一个巨大的压力。
而学校也一定会将这份压力传导到导师身上，导致他们更加不敢让学生不毕业，也就更倾向于替学生选择“安全”的研究课题，从而更加无法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此外，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还有所谓“严师出高徒”的说法，这句话本身自有其道理，但在当代却往往被曲解——原话中，“严师”指的是老师教学标准的严格，但现在却被误认为是对学生态度的严厉。这种现象不能说很多，但一定是存在的，其导致的后果便是导师习惯性地斥责学生，学生也就更不敢在导师面前发表意见，提出创新性的看法。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这些发生在大学校园中的现象，其根源往往并不在大学阶段的教育，反而是在学生进入大学前的小学教育乃至家庭教育中。我们对孩子的培养目标往往是将其培养成比较“乖”的孩子，甚至最好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要知道，在如今的某些中小学课堂中，在课堂上非常爱提问的学生，往往还被认为是课堂秩序的“破坏者”。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指望其进入大学就爆发出创造性思维是不现实的。
这种现象最突出的反映便是在大学的研讨课上。这里是我们最希望学生给我们带来互动反馈的地方，但往往会遭遇冷场。此时，我们就会无奈地发现，学生们往往并不是不想说话，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习惯于寻找并遵从权威（导师）的意见。当这种意见不存在时，他们便无所适从。
因此，要想让大学生更多地提出问题，尤其是提出具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问题，这是一项需要整个教育系统协同合作的工作——从中小学阶段便要培养他们敢于提问、喜欢提问的习惯，在大学阶段，则要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自主权，给他们以选择的空间，同时鼓励他们勇于尝试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尤其是在科研领域，更要宽容学生的失败。由此，才能真正锻炼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为其未来的科研道路做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