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受全世界关注的诺贝尔奖公布了2020年各个奖项获奖的情况。与其它奖项不同，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一个长久以来与饥饿威胁作斗争，以和平和零饥饿为奋斗目标的组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诺奖的公布，也将世界的目光转向正在遭受或面临饥饿威胁的数百万人。今年的疫情，也使得世界上遭受饥饿威胁的人数激增。这个组织也坚信，在还没有新冠病毒疫苗的时候，食物是防止混乱的最佳疫苗。
与饥饿威胁做斗争的不光是在当下，50年前也有一个人凭借对避免世界性饥荒的贡献，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致辞中说，他是世界上拯救过最多性命的人。诺曼·布劳格（Norman Ernest Borlaug,1914-2009），1970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具有开创性的农业研究帮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变革，把许多人从饥饿中解救出来。
他的发明使20世纪中后期避免了世界性饥荒，拯救了近10亿人的生命。在那个马尔萨斯悲观主义盛行的二战后，诺曼·布劳格带领的“绿色革命”更是首次打破了这种类似于末日恐慌的马尔萨斯曲线。
1932年8月，布劳格高中毕业时，美国正值经济大危机的时候。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绝望是不需要诉说的，走在街上就能看到苦难蔓延。布劳格亲眼看到各种在死亡边缘挣扎的饥民，这使得他放弃了原本想投身教育行业的想法。其实布劳格的家境也并不富裕，高中毕业时候同学大都选择辍学，他的家庭也没法负担他的大学学费。原本那份靠在农场打工赚来的教育学院的学费，却支撑他选择了明尼苏达大学的林学系。
在明尼苏达大学的最后一年里，布劳格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一次偶然机会，布劳格去听了植物病理学科学家斯塔克曼的讲座。斯塔克曼谈到了植物的锈病，说这种病是人类食物的大敌，如果能把它消灭掉，人类才有机会摆脱饥饿和贫穷。此外斯塔克曼还介绍了他最近发现的几种能使植物抗锈的育种方法。整场讲座，斯塔克曼的每一句话都引起了布劳格的强烈共鸣。布劳格放弃了就业的打算，并决定拜斯塔克曼为导师，开始攻读植物病理学。
1942年，布劳格在斯塔克曼教授的指导下，获得了明尼达苏大学植物病理学和遗传学的博士学位，那年他28岁。在毕业后的两年，布劳格在杜邦公司从事农业杀虫剂、杀真菌剂的研究。在导师斯塔克曼的推荐下，他参与到一个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扶持的墨西哥农业项目，主要任务是提高墨西哥小麦产量以实现粮食自给，并建立当地的农业科研小组。一个美国人帮助墨西哥人们对抗饥荒的故事就此拉开帷幕。
那时世界正处于战争时期，在美国他有优越的工作条件，妻子又刚怀身孕，只身来到一个贫穷的陌生国度意味着什么他自己很清楚。他工作的实验室为了挽留他，甚至还表示愿意将他工资提高一倍，但是他完全不为所动，毅然选择抛弃安逸，勇敢地挑起与饥饿斗争的重担。在墨西哥，布劳格一待就是十六年。
锈病是当时墨西哥小麦的最主要病害，1939年到1942年间锈病就使小麦总产量减少了一半，再加上缺少技术和必要的农业设施，很多农民连自身温饱都很难维持。本来布劳格农业小组的到来应该是值得墨西哥人们高兴的事，但当地人却对他们抱着怀疑，甚至敌视的情绪。为了加快小麦新品种的育种进程，缩短新品种的研发周期。
布劳格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穿梭育种”，即夏季在中部高原查平戈进行育种，收获种子后马上送到雅基山谷研究基地进行繁育。他打算利用墨西哥当地的气候差异，实现一年之内培育两季小麦（小麦为一年一季的农作物）。但是这种做法在当时却遭到了极力反对，很多人认为这样不仅会增加化肥和人力的投入量，还违背了农业的基本理论，因为种子是需要有一段休眠时间来储蓄萌芽力量的。
遭到大家的阻挠，布劳格仍然坚持己见，甚至还为此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交了辞呈，后来经布劳格的导师斯塔克曼出面调解，布劳格才得以实行这种“穿梭育种”的新尝试。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种试验不但可以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得到新品种。还培养出了没有光周期性的作物，即对光照时间不敏感，使其可以在多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生长。这就意味着这种新品种小麦能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茁壮成长。
借助于“穿梭育种”的新办法，布劳格与同事研究了近6000种小麦杂交品种，终于在1950培养出了抗秆锈病的小麦品种Yaqui50。这种小麦的产量虽然很大，但是也因其麦穗太重的原因容易出现倒伏，粮食产出并不高。于是他们又引进日本的矮化小麦品种Norin10，培养出了既抗锈病又抗倒伏的高产小麦。每开发出一种更优良的小麦品种，他的试验地点就扩增一次，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墨西哥。
与此同时，他还一直积极培养当地的农业人才，教他们专业的农业知识。很多时候，他都是跟着农民一起到地里播种、施肥、灌溉，面朝黄土背朝天。布劳格刚到墨西哥时，小麦的总产量约为33万吨，只是全国需求量的一半，人们还在温饱线上挣扎。1956年，墨西哥实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粮食自给自足，共生产了125万吨粮食。1960年，布劳格的农业研究小组解散，因为墨西哥已经可以成立自己的农业科研机构了。
那一年，墨西哥全国小麦的总产量为200万吨，是布劳恩刚来时小麦产量的四倍。慢慢地，这场“绿色革命”向全球各个发展中国家袭来。1962年，布劳格想在正在交战中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推广新的农业技术，但当地政府却认为这会使“西方植物取代本地之父”予以拒绝。直到1965年，受战争影响，印巴地区饥荒加剧，这种新的品种和农业才得以开展。从此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小麦产量以每年70%的速度开始增长。
当时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就在年终报告中写道：新的农业技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取得了重大进步，“这看上去就像一场绿色的革命”，这就是“绿色革命”这个名字的由来。在“绿色革命”得名那一年，一本名为《人口炸弹》的书在国际爆红，作者埃里希也成为了知名人士。这本书继承了马尔萨斯主义的悲观，预言全球数以亿计人口将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死于饥荒。
他还坚信“印度在1980年以前不可能养活2亿以上人口”，并在书中对布劳格的“绿色革命”表示不屑。然而事实证明埃里希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印度在1971年就已经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几十年来印度的粮食产量就翻了4倍。在那里饥荒不但得到了控制，原本饥饿的印度还成为了世界粮食的出口大国。在《人口炸弹》这本书的再版中，埃里希也删除了预言印度粮食和全球饥荒的内容。
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布劳格的小麦增产技术还陆续被引进更多第三方世界国家，如埃及、突尼斯、叙利亚、伊朗、利比亚、约旦、黎巴嫩、土耳其、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有效地解决着各种的粮食安全问题。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绿色革命”的风还吹到了中国的大地上，受到影响的袁隆平先生研发出了超级水稻。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1970年，布劳格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据估计，布劳格的农业技术在世界上至少先后拯救了10亿人的生命。
他还在1986年的时候创办了“世界粮食奖”，表彰与粮食供给任何方面有关的卓越贡献。2004年袁隆平先生获奖时，正是由布劳格亲自为他颁奖。在中国，除了袁隆平，何康、崔振岭都曾先后获得过这个奖项。荣获诺奖的布劳格也并没有停止他消除饥饿的脚步，70多岁的时候还在深入非洲，在贝宁、埃塞尔比亚、加纳、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14个非洲国家试验种植高产农作物，甚至在90岁的时候，仍在消除非洲饥饿事业的第一线。
然而，这场“绿色革命”在很多“时尚环保主义”眼中却不那么绿色。耄耋之年的布劳格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有人说，这种农业技术带来的问题超过了解决的问题。例如农业技术过多依赖化肥和杀虫剂，人工灌溉手段等会给农田带来盐化、浸蚀和地下水位下降等问题，而培养的农作物也太单一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当他想深入非洲这块世界最贫瘠的土地时，反对的声音更是接连不断。
在非洲为适应农业需要建设的设施，甚至连公路都会被认为危及当地传统和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布劳格对此都一一作了回应。如果摒弃“绿色革命”，继续用传统的农耕方式，人口不断的增长只能增加农田来维持足够的粮食，到时候人们需要砍伐的是更多的树木，毁灭的是更多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布劳格也一直说，“绿色革命”所发挥的作用，只是“朝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慢慢调整，没有东西能把世界变成一个理想的乌托邦”。
但是无论布劳格给出多少可以有理据的回应，他仍然越来越受冷落，只要一谈到环保问题，他总会成为第一个反面的“靶子”。2009年，在迈克尔·杰克逊去世的三个月后，布劳格也与世长辞，享年95岁。他离世的消息仿佛也没有获得太多关注，至少与他的功绩不太相符，不过他老人家应该也不在意。这场绿色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可能远不止暂时的温饱和和平，还有着另一面的启示作用。
人口、粮食、环境、科技等对全人类来说，还是个任重道远的课题。就像布劳格曾说过的，摘星揽月，即使永远也够不着它们，但如果你真的努力了，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会摸到一些星尘。2020年，疫情先是给大家上了一课，现在粮食危机也正悬在了头顶。虽然为消除饥饿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勤俭节约我们还是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