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人类的天性，还是当社会组织形式逐渐复杂化后才发展出来的？相关的研究者被划分为“鹰派”和“鸽派”两个阵营。深入研究考古和其他方面的证据可以推断，大规模集体杀戮是1.2万年前逐渐出现的，这很有可能是由当地风俗习惯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建立导致的。
人类——或者说，只有男性——是否因为演化，逐渐发展出了屠杀他族成员的天性？这种“天性”，不仅拥有杀戮的能力，还与生俱来就喜欢集体持械斗殴？
“集体”这个词十分关键，毕竟个人原因的打斗和杀人，不等于战争。战争是社会性行为，是一群人有组织地杀戮另一群人。目前，关于战争起源的争论被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第一种观点认为，战争是抹杀一切潜在竞争者的倾向，在人类演化之路上一直存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持械打斗是在最近几千年才出现的。社会条件的变化，为集体杀戮提供了动机和组织。
近年来，持这两方观点的学者被分了为“鹰派”和“鸽派”。
这场争论也促使人们去研究黑猩猩，观察它们是否拥有类似战争的行为和本能。如果战争是天性，在史前考古记录中应该能找到很多发生在小型社会中的战争痕迹。“地球上的任何社会，只要考古记录完整，总会出现发生过战争的证据。将人类死亡总量的25%归因于战争，恐怕都算保守估计，”考古学家曾说。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战争导致的高死亡率或许充当了自然选择的一种机制：适者生存，活下来才有获得配偶和资源的权利。
这种观点影响广泛。政治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经写过：近代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根源，都可以追溯至千万年前“狩猎采集”的人类祖先，甚至可以上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在国际关系学研究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学者布拉德利·赛耶（Bradley Thayer）认为，演化理论解释了保护己方部落的本能倾向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转化为国际关系中种族中心主义倾向和群体的仇外心理的。
鸽派阵营的学者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人类参与战争的能力确实很强，但人类大脑并没有固化，为了应对集体争端而刻意甄别和屠杀外族人，并不是人类的天性。根据这种说法，直到狩猎采集社会的规模和复杂度都达到一定阶段，致命的群体性攻击才开始出现。结合考古学和对近代狩猎采集者文化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出催生战争和加速战争的时代与社会条件。
战争的起源为寻找战争的起源，考古学家需找到四大证据。岩洞壁画是其中之一。法国库格纳克、佩奇梅和科斯库岩洞中的旧石器岩画应该制作于25 000年前。其中一幅被部分学者解读为用长矛刺穿人体。这或许意味着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就开始发动战争。然而这种解释受到了挑战。其他学者指出，有些没画完的形象拖着波浪形的尾巴，这似乎代表巫术，而不是长矛等实物。
与此不同，伊比利亚半岛东部的壁画则清晰地展示了战斗和处刑的场景，它们很可能出自数千年后在这里定居的农耕者之手。
用图像增强的方式处理伊比利亚半岛的洞穴艺术品，可以在其中发现5000多年前的战争留下的蛛丝马迹。武器也可以作为战争的证据，但是这点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我曾经以为狼牙棒可以证明出现过战争。但是，在许多狼牙棒上，为手柄留下的凹槽非常小，如果用于实战，手柄肯定一打就断。
这样的狼牙棒其实是权力的象征，让人们在发生争端时，可以不通过战争，而是通过既定的法令解决。而在另一面，人们也极有可能在战场上使用非传统武器。公元前5000年左右，德国南部的村民经历了一场大屠杀，砍杀他们的凶器就是伐木的斧子。
除了画作和武器之外，考古学家还会从遗址中寻找线索。担心遭受袭击的人们通常会作好防范。在考古记录中，我们有时会发现，在低地平原区分散而居的人们会聚集成具备防御工事的村落。欧洲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四周都围着土垛。但是这些围地并不都是防御工事，有的只是用来区分不同的社会群体。
人类遗骨是确定战争的理想证据，但这也得仔细甄别。能在骨头上留下痕迹的枪镖箭镞类伤口，不到三成。
和尸体埋在一起的箭头有时确实可以指示墓主死亡的原因，但有时只是仪式用的礼器。如果单独埋葬的尸体有未愈合的伤口，可能是意外死亡，也可能是受刑身死或者被人杀害。实际上，在史前社会中，杀人事件可能相当普遍，但这并不等于发生过战争。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战斗都会致人死亡。在一些埋藏点，考古学家经常发现保留着旧伤的头骨。骨头上的凹坑已经愈合，所以这些伤痕并不是致死的原因。
这些发现表明，存在一些用棍棒或其他非致命性手段解决个人纠纷的打斗。
因此，全世界的考古证据经常都是模棱两可的，难以解释的。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把不同的线索聚到一块儿，才能猜测“存在战争”。那么，全世界现有的考古证据真的可以说明，人类自出现以来就在不停地发动战争吗？如果你样本中的遗骨包含大量临死前或濒死时形成的伤口，那么可能会得出很糟糕的推断。25%的暴力致死率就是这样得出的。
媒体也喜欢把这类事件挑出来说，造成大众的误解。任何一桩远古的凶杀案都能上头条，但大量无暴力痕迹的出土成果却无人问津。如果在特定地区的特定时间窗口中，对数据进行深入的筛选，仔细辨别有无战争迹象的次数，或许会得到一幅完全不同的情景：战争并不普遍，也无法在考古记录中无休止地上溯。人类的战争“事业”的确存在一个起点。
最早的战争许多考古学家都提出过一个大胆的假设，认为战争最早出现在中石器时代的一些地区，始于末次冰期结束（约为公元前9700年）。当时，欧洲的狩猎采集者开始定居生活，发展出更复杂的社会结构。事实上战争始于何时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在不同地方，战争出现的时间并不一样。
50年来，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在更早期阶段，苏丹北部尼罗河沿岸的撒哈巴山（Jebel Sahaba）上曾发生过大量暴力致死事件，时间约为公元前12 000年。当时，原本食物充足的地方逐渐变得贫瘠，不同的定居型狩猎采集群体间出现了白热化的竞争，最终导致冲突爆发。
在稍晚一点的时期，底格里斯北部聚落（人类逐渐聚居和生活的场所）出土的武器和墓葬说明，在公元前9750至8750年间，定居在村落中的狩猎采集者参与过战争。在这附近，还有公元前7000年的防御工事，这是已知最早由务农的古人修建的村寨防御工事。同样在附近，还发现了公元前3800至3500年间攻克城市中心区的战争遗迹。
人类发展到这个时期，战争在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已经司空见惯，战火也随着对底格里斯北部移民的征战四处蔓延。
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公元前3200年，考古学家才在黎凡特南部（从西奈至黎巴嫩南部及叙利亚）的聚落、武器和骨骼中，发现有说服力的证据。从公元前13 000年到公元前800年，日本各个狩猎采集者的群体间，任何原因的暴力死亡事件都寥寥无几。
但到了约公元前300年，随着水稻种植技术的进步，暴力致死问题日益突显，十个遗址中就至少有一个保存了这类遗迹。在研究程度较高的北美遗址中，年代更久远的骨外伤更像是私人恩怨造成的，而不是集体冲突。在佛罗里达的一出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5400年就出现大规模屠杀的证据。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公元前2200年的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但在美国南部大平原地区，直到公元500年，也只发现过一例暴力死亡。
催生战争随着一系列前提条件的成熟，战争已经逐渐成型。这些条件包括定居时间变长、区域人口增长、有价值资源（如牲畜）集中化、社会复杂化及阶级化、精品物资交易、群体边界和集体身份确立等。这些因素，有时还与严酷的环境变化共同发挥作用。比如，撒哈巴山的战争就可能是由一次生态危机引发的。当时，尼罗河切出一道河谷，将一片富饶的湿地冲毁，当地人被迫放弃那块土地。
林林总总的证据显示，当人们需要通过战争获取更多的东西时，所处的社会就会把人们组织成更易发动和投身战争的形态。
不过，考古记录可以说明的事实有限，我们还需从别的地方寻找答案。民族志学，一种研究不同文化（包括现存文化和过往文化）的科学，可以帮我们再现战争出现的前提条件。区分“简单”狩猎采集者群体和“复杂”狩猎采集者群体，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点。
简单的狩猎和采集活动是人类社会的长期特征，可以上溯至20万年前。基本上，简单的狩猎采集群体中的成员互相协作，生活在人人平等，四处游荡的小群体中。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地广人稀，群体中也没积累什么财物。
复杂的狩猎采集者生活在固定的聚落里，人口可达上百人。他们会按血亲纽带和人与人的关系划分社会阶层，按父（母）死子（女）继的方式获得食物资源。其中的政治领导结构也更发达。社会结构是从中石器时代开始复杂化的，复杂的狩猎采集群体的出现（有些时候，但不总是）标志着人类向农业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这时候的古人类群体经常发动战争。
这些前提条件也有片面性，光凭它们无法推测大规模冲突爆发的时间。
在黎凡特南部，这些前提条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那里发生过战争。为什么部分地区的冲突比其他地方更少？因为这些社会可能通过一些特殊前提保持和平。比如，跨族血缘纽带和通婚，合作打猎、合作耕种、食物共享，允许本族成员迁往其他部落，也愿意接纳其他部落的成员。另外，还包括灌输和平为善、杀戮可耻的社会规范，制定解决冲突的公认手段。
尽管这些机制不能消灭恶性冲突，但有一定的疏导作用，可以防止杀戮的发生，或者把杀人事件控制在少数个体的范围内。
如果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后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致命的战火无所不至？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战争的前提条件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变得成熟。狼烟一旦燃起，战火就会蔓延，顺民也会被暴徒取代。世界各地的国家逐步发展，而国家会安排人民戍边，保护商道。
环境的剧变（比如经常性的大旱）也会使社会条件恶化，有时甚至会催生战争。此后，即使局势不再紧张，和平也一去不复返。公元950至1250年间的中世纪暖期（Medieval Warm period），及公元1300年前后，中世纪暖期向小冰期（Little Ice Age）转变的急速过渡期，美洲、太平洋和其他地区的战事都有所增加。对当时的世界来说，战争早就不新鲜了，只是冲突在加剧，死亡人数在上升。
接着，就到了欧洲国家全球大扩张的时期，这次扩张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战争的面貌，让本地战争加剧，有时还在没有战争的地区点燃战火。这些战争并不只是因征服或抵抗，本地土著也开始内斗，殖民势力和殖民的商品都在引发新的仇恨。新旧扩张势力彼此影响，再加上后续的冲突，让不同部落的自我认同和它们之间的分异逐渐确定下来。还没被殖民的地区也被迫受到三种远程影响——贸易、疫情和人口替换。而这些影响很容易引发战争。
殖民国家也会强推职权明确的政治机构，取代它们在殖民侵略时遇到的职权模糊的本地组织，从而在土著居民中制造冲突。
有观点认为，在国家诞生前，人类就心甘情愿参与致命的群体冲突，很多学者希望从部落间战争行为中找寻支撑自己观点的依据。在研究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间生活在阿拉斯加西北部的狩猎采集部落的民族志后，我们很容易从这些口述材料中找到战争的痕迹。
然而深入研究后，你会发现在属于简单的狩猎采集者文化的早期考古遗址中，并没有战争的证据。直到公元400至700年间才逐渐出现与战争有关的痕迹。而这很有可能是由亚洲或阿拉斯加南部的移民带来的，在那些地方战争已经出现。当时的战争规模不大，激烈程度恐怕也十分有限。公元1200年，这里的气候变得适宜，当地由捕鲸者构建的社会也发展到更加复杂的程度。人口更稠密，定居点更固定，贸易路线也拉得更长。
随后，战争就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在那些口述史中的战争，确实让当地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人口也不断消减。不过，战争与国家的扩张紧密相关，而不是与传统有关。而国家扩张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俄国在西伯利亚建立贸易中心后催生了大宗贸易网。后期的战争导致整个白令海峡的社会环境出现了变化，经过一轮发展的部落体开始极端地推动领土化和集权化。
围绕战争与人性的争论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定论。
“造成大量死亡的激烈战争在史前世界一直存在”的观点仍有大批拥趸。不过，当综合考虑所有证据考时，鸽派就占了上风。总的来说，在年代较早的考古发现中，并没有什么证据能指示战争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就是人。我们互相斗争，有时也互相残杀。如果条件和文化到了某种阶段，人类就有能力制造战争。但是，促成战争的条件和好战的文化仅仅是从1万年前才逐渐生根发芽的。在很多地方，它们产生的时间甚至更晚。
这就像人类学奠基人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1940年发表的论文标题所说的，“战争只是一项发明，它不是生物学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