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魏伟，目前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过去十五年，我的研究一直都在关注中国的同性恋，也出版过两本相关议题的专著。同性恋是人类性取向的一种形态，和主流的异性恋者相比，一般认为它的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大概3%到5%。这个比重看起来不显眼对吧？
但放在咱们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里面，也有5000万到7000万之众，再加上他们的父母，那么受同性恋影响的人口至少也有1.5到2亿，这显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社会现象。
今天中国社会里面同性恋者的可见度也越来越高，我想请在座各位想一想，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认识同性恋者？我想现场到一席来听演讲的观众，也许多少都会认识一两位吧。其实在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同性恋者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他们隐藏在社会边缘的角落，如果不重回异性恋的正轨，结婚生子，就难逃孤独终老的宿命。这是来自于主流社会的看法，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同志社群内部也是这样的认知。
我是重庆人，在川渝一带同性恋者被叫做“飘飘”，他们活动场所叫做“飘场”。因为在当地居民的印象中，那些同性的男人一辈子也无法安定下来，就像秋风中的落叶，注定飘荡一生。成都的同志圈里过去流行“绞人”的说法，“绞”在四川话里是有纠缠和结合的意思。我们一般说某个同志在和谁“绞人”，意思就是说他和谁纠缠在一起，他想和谁谋求一个长期的情感关系。
今天的同性恋者和历史上那些爱慕同性的先驱相比，它有一个本质的差别，那就是今天的同性恋者普遍建立了同性恋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想要去寻求和建立长期稳定的排他性的伴侣关系，这样就和异性恋家庭一样，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家庭形态。
2005年，我在成都采访了相当数量的同志伴侣，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因为当时我在成都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男同性恋社群，所以我在这一部分所举的例子也都是来自男同这边。林涛就是当时我采访的一个男同，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和他的伴侣一起生活了10年，这在当时的同志社群是非同寻常的事情。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兴起，为同志家庭的出现提供了非常关键的结构性支持。在座各位可以想一想，在以前的单位制度下，两个男人怎么可能在一起生活？你要么结婚，向单位申请独立住房；要么就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空间，没有隐私。
同性恋的家庭环境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因为同志家庭呈现出与异性的家庭不一样的形态，它也给同志家庭带来了特别的挑战，需要家庭成员发挥特别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去应对。这里我想以海萍的家庭为例子，海萍的家庭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我必须得画个图：海萍在外企工作，形象硬朗的她决定向父母出柜，父母也表示理解，但是为了应对亲朋好友的压力，海萍还是找了个形婚丈夫，主要就是在家庭聚会中露露面啥的。
同性恋家庭与异性恋家庭越来越接近了吗？无论是从形式婚姻到长期伴侣，还是到今天的生儿育女，同性恋的家庭看上去好像和异性恋的家庭越来越接近了？我的研究显示，这些其实也并没有反映出同性恋家庭的全貌。大家知道同志家庭目前还得不到国家和法律的承认，缺乏制度性的支持，但是这个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为同志家庭创造不同的家庭实践提供了空间。
看看今天中国当下，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际关系更加的疏离，缺乏关爱，缺乏信任；另一方面制度和政策对个人的保障也不够，让很多人感叹“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很多人因此出现广泛的集体性焦虑。在这个剧烈的社会变迁之下，当面临亲密关系、育儿、养老等诸多结构性困局的时候，同性恋社群在探索人际交往和社会连接的可能性方面，或许是走在了前面的，能够给主流社会以特别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