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曾有八位优秀的大旅行家，他们开创或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模式，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跨越大尺度的空间阻隔，将自己的身影和足迹定格在遥远的他乡，将自己旅行见闻和人生思考通过作品流传后世，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上留下印记，并长久贡献于人类智识的增长。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他所开创和拥有的自费旅行模式和旅行思想一直影响至今。据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推算，孔子年轻时去过周、齐，晚年周游列国又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地。在他前后14年的旅行生涯中，累计行程达万里。
司马迁是一位大旅行家，20岁左右就几乎走遍了当时汉文化覆盖的所有地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天，35岁的司马迁被汉武帝委派为特使郎中将，取道褒斜入汉中，先到巴郡、蜀郡；再跋山涉水来到朝廷新设的沈犁郡、越隽郡等地，抵达今贵州、云南等西南腹地，考察了少数民族的社会治安和民族风情，为其巨著《史记》的完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法显，东晋僧人。
他于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以西的沙漠到焉夷，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达天竺境；又横穿尼泊尔南部，至东天竺，在摩竭提国首都巴达弗邑留住3年，学梵书佛律。后来他取海路回国，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印度加尔各答）乘商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留住2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东归，于义熙九年（413）到达建康，西行历时15年。
作为第一个抵达印度的中国人，法显的著作《佛国记》详细记录了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亚、南亚的历史、地理和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玄奘，即小说《西游记》唐僧的原型。为求取真经，他只身一人前往天竺，历尽艰险，终达那烂陀寺。在佛国印度，他被奉为先知。19年中，他行走5万里路程，行经110多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大旅行家。
他的著作和由弟子整理的回忆录《大唐西域记》与《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成为印度历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最为重要的史料。在玄奘西行天竺的1300年后，英国考古学者和印度学者一道，手持《大唐西域记》在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相继发掘楚鹿野苑、菩提迦耶、库什那迦、蓝毗尼花园等遗址，中印度的历史得以重见天日。
丘处机，号长春真人，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高徒之一。
金兴定三年(1219)，成吉思汗西征途中，听随行的中原人介绍丘处机法术超人，便遣使相召。1220年秋，73岁高龄的丘处机率弟子从山东莱州动身，行经万里，于1222年夏在大雪山（今阿富汗）与成吉思汗会见。他进言“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被成吉思汗尊称神仙。经他口述，弟子李志常整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流传千古。
这本书记述了长春真人西行一路山川道里及沿途所见风俗人情，是研究13世纪漠北、西域史地及全真道历史的重要资料。
周达观，元代地理学家。元贞元年（1295），其奉命随使团出访真腊（今柬埔寨），他从温州港出发，南行广州，经占城（越南中部）、真蒲、查南等南洋多国，在海上航行3个月后抵达吴哥国。周达观在吴哥逗留约1年后回国，写下了著名的《真腊风土记》一书，成为研究柬埔寨古代文化极为重要的资料。1861年，在这本书的指引下，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在热带雨林中重新找到吴哥窟。
汪大渊，元朝时期的民间航海家，其生卒年代略晚于周达观。史载至顺元年（1330），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苏门答腊、印度、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后又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
休整两年后，他再次远航，最远到达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回国后他写出《岛夷志略》一书，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徐霞客1613年5月19日，从浙江宁海出发，三十多年时间里，东渡普陀，北历燕翼，南涉闽粤，西北直攀太华之巅，西南远达云贵边陲，足迹及于当时十四省。他的《徐霞客游记》长达60余万字，其中对石灰岩溶蚀地貌的系统记述，是世界上最早关于这种地貌的研究考察记录，对民俗和地方历史的考察也独具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