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冠状病毒颠覆世界，这种全球疫病的一个方面正得到越来越多关注，使人难以释怀：当那些重病患者垂死之际，他们的亲人往往不能陪在身边，握着他们的手。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太强，在最糟糕的时候，许多国家的医院都已爆满，无法再允许访客在病人的床边轻声安慰、牵起病人的手或是向他们道别。哀悼死者时，亲友也只能隔着一段距离。
意大利禁止了葬礼。新冠病人一死遗体就被密封，连病号服都不脱下来。家人们把逝者的好衣服覆盖在遗体上，就好像逝者穿着它们。在美国纽约市，一名急诊医生也描述了家属在电话中和病人道永别的痛苦场景。密歇根州有一名妇女桑迪·布朗（Sandy Brown）用Facetime视频安慰在重症监护病房里的20岁儿子，给他唱歌，读圣经。而孩子的父亲几天前才刚刚死于新冠病毒。再后来，儿子也死了。
死者和亲人互相隔离的情况正越来越普遍，有些人的死因甚至不是冠状病毒。2020年3月，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一名妇女死于癌症，只有10个人获准参加了她的葬礼，原因是政府限制公众集会。于是神父和她的9个孙辈进入天主教堂，而她的4个成年子女各自待在车里，用手机和平板电脑观看葬礼直播。
整个家庭和弥留或逝世的家人相处，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传统。然而在这些恐怖的场景里，传统中断了。亲人被迫在一段距离之外与逝者诀别。
古人类也会好好埋葬人是社会动物，仪式对我们相当重要，而其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围绕死亡和去世的仪式了。虽然仪式的细节有人群差异，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演化中，我们这些灵长类动物学会了带着爱与眷恋关注死去的亲人和伴侣。有些非灵长类动物也会这么做。
现代人和我们的祖先都有着标记死亡的漫长历史。
生活在欧洲和亚洲的尼安德特人是人类在演化上的近亲，他们可能在大约10万年前就开始有意识地埋葬死者了——至少在某些时刻、某些地点是如此。人类学家还不知道，这些尼安德特人在同一社会群体的成员死亡时会不会产生情绪，假如会的话又是什么情绪。但一位在沙尼达尔遗迹发掘的考古学家说，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有了“某种形式的意图和群体记忆，因为这些尼安德特人会接连几代回到同一个埋葬地点。”
许多研究者认为，在法国圣沙佩尔（La Chapelle-aux-Saints）发现的一具尼安德特人骨架（图中为重构）呈现了有意图埋葬的证据。更有甚者，比尼安德特人更古老的一种名为“纳莱迪人”（Homo naledi）的早期人类，可能会细心地处理死者的遗体：纳莱迪人的部分遗骨是在一个难以进入的孤绝山洞中发现的，研究者因此猜测那是一处特意开辟的坟场。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早期智人祖先创造了越来越精细的埋葬仪式。比如约2.4万年前，在今天位于俄罗斯境内松希尔（Sunghir）的地方，一个大概12岁的男孩和一个大概9岁的女孩被埋在了一起。一篇描述两具遗骸的论文说它们“头顶着头，身上铺着红赭石，还点缀着极丰富的陪葬品。”
面对同伴逝去，动物也会哀悼那么动物又如何呢？人们普遍认为，有些动物会为同类举办葬礼，比如大象和乌鸦。
但是动物的这类死亡仪式是否真的存在，至少现在还没有足够确凿证据。大象有时会用树叶或枝条覆盖死去同伴的尸体，但这个举动的意义和意图尚不明确。2012年的一篇论文在标题里包含了“灌丛鸦葬礼”的字样，但所谓“葬礼”只是在一次实验中，研究者摆出了灌丛鸦的皮肤和羽毛，引得一群鸟儿喧哗聚集。鸟儿对见到的同类遗体这样反应，无疑说明它们对环境做出了敏锐的社会判断，但要把这个行为看作一场死亡仪式，就有些牵强了。
但就像我在《动物如何哀悼》（How Animals Grieve）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从大象到奶牛、从鸭子到狗，许多动物可能都会哀悼。在纽约州的农场庇护所（Farm Sanctuary），一只名叫科尔（Kohl）的鸭子在2010年死了，在那之后，与它相伴数年的老友、另一只名叫哈珀（Harper）的鸭子就变得离群索居，不肯再交新朋友了。
2018年在萨利希海，虎鲸母亲塔勒阔（Tahlequah，又名J35 ）带着刚出生不久就死去的小虎鲸遗体游了17天、1000英里，引起了多国人们的注意和关切。
动物行为学家也记录了，动物会对垂死或已死的配偶、家庭成员或朋友产生深刻的情绪。这些情绪表现为行为模式的变化，并伴以明显的痛苦。我们演化上的近亲，灵长类动物中间，也有大量悲伤存在的证据。2005年，在巴西的森林中，有一只雌性绒猴F1B从树冠上跌落，撞到了脑袋。当她因重伤躺在地面时，相处了三年的伴侣M1B（它们共同养育了八个孩子）温柔地将她抱在怀中，直到雌猴在两个半小时后离世。
在F1B过世三个月后，M1B也从猴群里消失，没有发现他移居到其他猴群，他很可能也死了。2010年，在赞比亚的奇姆芬希野生动物孤儿院（Chimfunshi Wildlife Orphanage Trust），一只名叫托马斯的9岁雄性黑猩猩死于肺部感染。另一只雌猩猩诺埃尔（Noel）33岁，在托马斯4年前丧母后收养了他，这时她守在托马斯的身边，并用青草做成的工具为他清理牙齿。
和死者关系最近的动物，往往也会受到最大的影响。比如卢旺达火山国家公园（Volcanoes National Park）的山地大猩猩，当公园里的两只猿在2009和2010年死亡时，它们为死者梳理了毛发。有的时候，即便是完全陌生的动物也会为死者悲伤：2016年在距卢旺达不远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人见到几只格劳尔大猩猩（Grauer’s gorilla）在一只和它们不熟的银背大猩猩的尸体旁守护。
陪伴与告别，是演化本能面对遗体，猿猴的做法未必和人类完全一致，在同情的照料之中，或许还会掺杂进攻行为，甚至性行为：它们有时会殴打或骑乘一具遗体。不过话说回来，人类的悲伤也有反常的表现形式。在一场肃穆的追悼会上，可能有某个悼念者过于紧张压抑，而突然大笑起来。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动物行为学家都往往拒绝承认这些动物表现出的深沉情感。
要是哪个人类学家或动物学家打破传统，描述了动物的悲伤、快乐以及别的情绪，他就会被扣上“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的帽子，意思是把人类的能力投射到了别的物种身上。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在野外和圈养的动物身上发现证据，证明动物会对自己的遭遇产生深刻的情感之后，主流观点开始逆转了。现在，研究者们比过往更深刻地认识到，悲伤和爱不是我们人类才有的情感。
在如今的人类学家看来，哀悼仪式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活动。他们在不同文化中观察到的仪式种类繁多，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聚集到一起共同怀念死者，以拥抱和触摸来安慰彼此、分担丧失亲友之痛。被迫用Facetime视频来向所爱的人道别，这对于一个在团结和亲密中成长的物种而言，实在残酷。
在这一波全球疫情中，可怕的死亡人数和住院人数不断增加。幸好以希望的眼光来看，恢复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人类虽然依旧要保持距离，但总会想出新颖的互助方法。我们能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到那些无法按照演化的本能哀悼亲人的幸存者，向他们伸出同情和援助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