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印尼海啸袭击了尼科巴群岛，岛上许多村庄被毁。灾后各种救援组织前往尼科巴群岛救助尼科巴人，但15年过去了，尼科巴人不仅没有从救援中受益，反倒几乎丢掉了自己的文化，患上了之前没有见过的现代疾病。
2000年11月的一个午夜，孟加拉湾尼科巴群岛的纳科里岛上空繁星点点，伴随着20米外海浪撞击海岸的声音，本文作者之一辛格正在岛上无边的黑暗中等待着。不久，村民们带着干树叶火把出现。
原来，今晚是塔诺伊节（Tanoing festival）的高潮，同时也是为了祭奠7月去世的萨满祭司查乔（Chacho）。节日这天，家人和朋友会宰杀自己饲养的猪来完成祭祀，并且将做了很久的精美物件砸碎来表达他们的悲伤。岛民精心装饰了查乔的家，尽情享用露兜果（一种富含淀粉的水果）、猪肉和其他美味佳肴。之后，他们在庆祝节日的气氛中开始了游行。
长老们完成祭祀仪式之后，人们嬉笑打闹地返回了查乔的家。廷福斯将一个他亲手雕刻的人物塑像安置在屋内，这个塑像长着一对精致的翅膀，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纪念查乔。在当地人看来，萨满祭司已经去往精神世界，在那里她将永生并保护着她的村落。在尼科巴人的世界观中，死亡是生命的延续。这些祭品在他们眼里是有生命的，它们守护着房屋、村庄和部落，因此在尼科巴心中没有人会真正死亡。
2004年12月26日凌晨，在苏门答腊岛北部西海岸，印度洋板块与缅甸板块发生了碰撞，震源深达30千米的9.1级地震引发了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海啸。而尼科巴群岛的一些小岛被超过15米高的海浪多次袭击，甚至岛上的整个村庄都被海浪卷走。由于地面断裂和海水淹没，有大约40平方千米的土地直接沉入水下。美丽的德林格德岛（Trinket Island）被分割成3块。
这场致命的灾难引发了大规模人道主义行动，全球各地募集了超过140亿美元的善款，其中39%来自私人捐赠。印度政府（于1947年从英国接管了尼科巴群岛）随后发起了救援行动，并成立了援助机构。在此后数年中，尼科巴群岛这个原本孤立的社会群体，被好心人捐赠的包装食品、电子产品、消费品以及大量现金淹没。
如此慷慨的援助本应该让尼科巴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15年过去了，尼科巴人却身处令人绝望的困境，这也引发了人们对这种人道主义救援有效性的质疑。与当地文化相悖的援助，让这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独立自主且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社会遭受了“第二次海啸”的毁灭。捐赠和援助最终导致一个原本联系紧密的社会分崩离析，许多居民饱受酗酒、糖尿病和其他“陌生”疾病的困扰。
数千年前，尼科巴人从马来半岛迁徙到尼科巴群岛，他们的语言属于澳斯特罗-亚细亚语系。海啸发生前，他们以狩猎、采集、养猪和在小岛周围茂密的珊瑚礁中捕鱼为生。由3代或更多代人组成的家族成员会在一起种植果园、歌唱、嬉戏玩闹、享用托迪酒，他们将工作与娱乐融为一体。社会资本对尼科巴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财富形式，虽然变化不定，但是这种规则可以满足大家的基本需求。
几个世纪以来，印度和中国之间往来穿梭的船只需要在尼科巴群岛停留，为他们的长途航行补充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从1756年丹麦人开始对尼科巴群岛进行殖民统治以来，岛上的统治者不停变换：从奥地利人、英国人、日本人，再到英国人以及印度人。尽管如此，当地文化传统仍然得以留存。1956年，印度颁布法律，限制行政人员、军事人员、部分商人和移民进入尼科巴群岛。
尼科巴人很少使用现金，他们将椰肉晒成椰肉干，与私营商人或当地合作社交换大米、白糖、煤油、布料和其他岛上无法自产的物品。
灾难发生后，印度武装部队解救了尼科巴群岛将近2.9万名幸存者，其中约2万名来自德林格德岛、乔拉岛和邦波卡岛（Bompoka Island）等6个小岛上的尼科巴人。政府将这些难民安置在其他岛屿腹地高处的118个营地中。难民们住进蓝色防雨布的帐篷中，得到了干净的水和食物，但是没有其他必需品供给。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难民开始收到救援物资，但这些物资却往往与他们的需求和文化习俗相悖。2005年6月之前，尼科巴人住进了用铁皮建造的避难所中。政府源源不断地给他们提供食品和药物，非政府组织则提供其他救援物资，包括当地人没有见过的加工食品和消费品。
印度政府的援助方法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当捐赠过程需要受援方协商时，政府官员更愿意与缺乏经验、没有主见，但是会说印地语或英语的年轻人进行交流。这些年轻人也被称作所谓的“海啸领导人”，但他们并不能代表多数当地居民的真实想法，最终成为政府的应声虫。在海啸发生之前，村里的长者是决策者，现在不仅长者的权威被削弱，世代之间也冲突不断，最终权利都回归政府手中。
在“海啸领导人”的协助下，政府将大量海啸灾难补偿款存入新开设的银行账户中。毫无意外的，以男性为首的小家庭拿到了这笔钱。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联合家庭制度，同时也损害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因为她们在海啸发生之前对于经济有着重要的话语权。当需要确定受助名单时，几名年轻的“海啸领导人”因为第一次手握权力而被冲昏了头脑，他们纷纷在救助上偏袒自己的家庭，因此引发了不小的争端。
尼科巴人一直在闷热不堪、咔哒作响的铁皮屋中煎熬着。来自康杜尔岛（Kondul Island）的莫霍（Mohoh）说，他感觉自己像一只“笼中的鸟”。由于避难所太小，他们找不到可以种菜或养猪的空地。尽管森林里到处都是倒下的木材，但是他们没有砍树的斧头就建不成房屋。在难民们原来生活的小岛上，小河里满是鱼和螃蟹，播种季节也临近了，但大多数尼科巴人都被困在营地中，靠救济粮过活。有些人觉得他们正渐渐沦为乞丐。
2011年，政府为尼科巴难民建造的永久性住所终于建成了，但尼科巴社会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在住在救援营地的岁月里，尼科巴原住民与印度移民有着密切的接触，但印度居民却将尼科巴人看作半裸体、吃生鱼的“原始人”。时间一长，尼科巴的许多年轻人受到了影响，开始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为耻。他们拿着政府的救济金，去买电视、摩托车、手机等这些原来岛外的人才用的东西。拥有多少现代商品，成为了评判穷富的新标准。
而移民和商人则想办法狠狠敲诈容易上当受骗的尼科巴人，迅速骗光了他们的银行存款。
有钱，有免费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再加上多年来被迫赋闲，许多尼科巴人渐渐失去了劳作的动力。他们的日常饮食从露兜果和鱼变成辛辣的印度菜和快餐。由于长期丢弃了原有的生活状态，这些对救济非常依赖的尼科巴人开始变得颓废沮丧，许多人开始借酒浇愁。即便有1956年颁布的保护法限制，移民和商人仍然将印度制造的外国酒，比如威士忌和朗姆酒，源源不断地卖给尼科巴人。
而在7001个永久性住所完全建成后，另一场危机接踵而至。海啸发生之前，尼科巴人为了防备有毒的爬行动物和季风风暴带来的洪水，他们的小屋建在木桩上，屋子下方的阴凉处可以饲养猪和鸡。但是政府将新房屋（他们称之为海啸避难所）建在了远离海岸的高海拔内陆上，理由是他们认为这样更安全。建筑承包商用船运来了进口的组装房屋、钢柱、隔板、混凝土块、铁柱和镀锌铁皮，同时带来了几百名外地工人。
许多外地工人侵占了尼科巴人的土地并永久性地定居下来。这种房屋有很大的弊端，一旦遇到屋顶漏水或墙壁倒塌，尼科巴人是没有办法自己修复的，他们不得不再次求助政府。而且，在设计和分配这些居所时，政府将大家庭分成了几个小家庭，尼科巴人家族性社会的基础被破坏。
对其中一些尼科巴人来说，这场海啸援助带来的伤害更深。政府将一些小岛划分为无人岛，强迫岛上的居民搬到其他岛上居住。
但事实上，尼科巴人与世代居住的土地之间有着深厚的精神和情感联系，政府直接让他们与家乡永远分离使得部分尼科巴人非常痛苦。另外，长年的心理压力、久坐再加上常吃加工食品的生活方式，给尼科巴群岛的居民带去了多种新疾病，比如高血压。但岛上缺少现代的医疗设备，许多尼科巴人在短短几年内就死于心脏病、糖尿病、外伤、呼吸系统疾病、肺炎、疟疾和其他疾病。而引起这些问题的祸端则是酗酒。
2011年，政府在完成最后一批海啸避难所的援建和安置工作后，突然停止了对尼科巴群岛的援助。此时尼科巴人已经花完了他们的现金，由于买不到印度制造的外国酒，他们转而开始吸食一种叫junglee的毒品。许多尼科巴人认为，挥之不去的悲伤感是这些年来同族人得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楠考里岛的长老邱蓬（Chupon）绝望地说：“我们表面上还活着，但我们内心深处都已经死了。
”曾参加查乔欢乐葬礼的廷福斯也是这样认为，他在2014年对塞尼说：“尼科巴快要死了。”
海啸发生以来，尼科巴部落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社会凝聚力、精神传统、可持续资源使用规则以及其他能确保复原其社会结构的非物质特质。按照重量计算，他们的材料消耗增长了6倍，化石燃料消耗增长了20倍。在失去捐助、没有高薪工作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踏上一条毫无希望的路——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自身高度膨胀的需求。
我们认为，这种错误的援助方式，以及给尼科巴群岛带去的灾难性后果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尼科巴部落曾经联系紧密，他们有丰富的传统智慧，完全有能力应对海啸带来的灾难，不需要外界来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
印尼海啸发生后的第15年，许多尼科巴人已经后悔当初相信政府救援的承诺。其中一些尼科巴人将重返家园，波蒂弗（Portifer）说：“我们在这里没有未来，许多人都计划回家。
”他的家在德林格德岛，但直到2019年12月，他仍然住在邻近的卡莫塔岛。德林格德岛之前是一个只有36平方千米的小岛，地震、海啸过后仅存29平方千米。对外界来说，在这样一座灾后小岛上的生活是很危险的，鳄鱼还会随时出现在海岸上，但是7个尼科巴家族已经返回这座小岛，他们宁愿冒着被鳄鱼吃掉的风险，也要逃离现代文明的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