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科技史学科点联席会议上，有关专家提出了限制、困扰我国科技史学科发展的几个共性问题，比如缺乏梯队层次完备的人才队伍、科技史课程没有加入通识课程体系、授课形式单一、科学基金申请缺少路径、国际交流亟待加强等。对于科技史‘老店’而言，如何摒弃‘夹生饭’，抓住发展机遇，在人才、成果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有更大作为，仍需交流和探索。
新一轮学科评估日益迫近，学科建设再次成为我国高等院校科学技术史博士培养点和硕士培养点热议的重要话题，其中涉及到学科定位、人才培养、评价机制和发展空间等关键问题。科技史学科的定位比较清晰，这对于科技史‘老店’来说本来不是问题。科技史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它以科学和技术为主要研究对象，起着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作用。它被列入理学或历史学都有合理性。
在国际上，也有不同的列法，毕业生被授予史学学位，或理学学位，或工学学位，或医学学位等。科技史是大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既研究中国科技史，又研究世界科技史，学科上自成体系，且与多个史学一级学科相交叉。因此，科技史整体上列在中国历史学或世界历史学之下都不合适。我国史学界为科技史学科提供的机会或空间似乎不及科技界。科技史是人们深入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一个很有效的路径。
这个学科主要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兼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方法论。它的‘服务’对象首先是科技界及相关领域，支撑对象包括科技遗产（文化遗产）、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科学文化、科技政策与科技战略等学科或领域。科技史列为理学，这毫不影响科技史学者遵循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和方法论的同时，也追求新史料、新观点和新方法。事实上，我国科技史学科与科技界缘分颇深，主要是在科学家的倡导下发展起来的。
在20世纪的前40年，一些重要科学家以及少数史学家和文博学家开创了中国的科技史研究。50年代，竺可桢、叶企孙、刘仙洲、李俨、谭其骧等科学家和史学家促成了科技史研究的职业化和学科的建制化，进行了学科规划和布局。80年代，科学家们支持理工农医的一级学科下设学科史（二级学科）。1997年，又是在科学家们的鼎力支持下，科技史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理学一级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可以说，科技史学科早已与理工农医等大学科结盟。科技史学科的建制化在我国已经有六十几年的历史。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农业遗产研究室）、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原工程发明史编纂委员会）、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等‘老店’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招生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和西北大学等院校的科技史机构在构建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特色。
科技史学科首先要构建史学的研究和教育体系，并突显出鲜明的科学技术特色。例如，叶企孙先生曾在1964年强调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者应具备的五个条件：（1）有一门主科及一二门辅科的基本知识；（2）有古汉语、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知识；（3）能阅读两三种现代外语书籍；（4）最好能阅读一两种古代外语，如拉丁、希腊、古波斯、梵文等；（5）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有一定素养。除了第一条，其他的与一般史学差不多。
科技史学者几乎都是‘半路出家’，学科背景差异比较大，都需要补一些课，逐步完善知识结构。科技史学科不招本科生，其研究生培养须因材施教，扬长补短。例如，非史学背景的学生要重点加强史学训练，在短时间内实现有限的学习目标；科技背景的学生可以发挥原有学科的知识长处，进行学科史研究，努力把科技发展问题搞清楚；文科生则可以开展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
当然，古代科技并不非常复杂，文科生也可以尝试内史或内外史结合的研究。我国科技史研究生培养，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学制比较短，研究生教育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夹生饭’现象。同时，一些学生不仅史学基础较差，而且还在语言等方面有明显的欠缺，写学术论文比较吃力。在此情况下，研究生毕业之后的持续‘充电’就显得非常重要。培养一个比较成熟的工程师或医生，往往需要一个不短的实践过程。科技史学科的情况也类似。
经验表明，科技史研究生在毕业之后的前十年非常关键。在这一阶段，跟着学科带头人做工作，边研究边补课，扎扎实实地钻研，才可能厚积薄发，在四五十岁之后进入学术研究的黄金期，逐渐产出厚重的成果。所以说，坐十年冷板凳是非常必要的。人才培养和一流学科建设都须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中国学者当以新的研究成果对国际学术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学术话语权。
中科院首任院长郭沫若先生早在1956年就强调：‘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一门最能直接为人民服务的历史科学。’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史学科的服务或应用领域越来越宽，取得了日益丰厚的成绩。不过，我国科技史学科在近些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碎片化’现象，部分科技史学科点遇到了发展方向选择等实际问题或困惑。学科评估使这类问题更加凸显。
如果说科技史学科的定位是伪问题，那么，科技史学科点的定位倒是一个实际问题。我国科技史学科点的‘出身’和主要研究方向呈现出多样性，有以学科史为主的，有以科技考古为重心的，有以科技哲学起家的，还有与其他领域结合的。科技哲学等学科的专家为引进国外研究成果和建设科技史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面对生存和发展的挑战，高等院校学者容易对学科定位有不同的考虑。定位不清，人才培养就容易出偏差。
学科交叉非常必要，但学科的‘本’和边界是不容轻视的。例如，科技史研究要借鉴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但不能以理论思辨取代史学的考证和阐释。历史学和哲学是性质不同的两个学科，科技史和科技哲学从对象上看是近亲，而从学科性质看却是远亲。再比如，科技考古是科技史与考古学的交叉领域，但本质上属于考古学；科学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研究领域，不是成熟的学科。评估具有很强的‘指挥棒’作用。
中央要求破‘四唯’，但‘戴帽’人才数、师生规模、基金项目、论文数量和获奖情况等依然是决定高校‘双一流’评估结果的要素，引导着高校科技史学科的建设，给某些小规模或尚处于培育中的学科点带来很大的生存压力。而中科院实行‘以重大产出为导向’的评价机制和国际评估，鼓励基础类的研究所面向国际学术前沿，从事学术价值高、具有引领作用的学术研究，工作着力点在重要科研项目上。
科技史在国际上是个小众的学科，但投入产出比不错。除了德国马普学会、俄罗斯科学院和中科院各有一个较大的综合性研究所之外，其他国家的科技史学科普遍采取‘突出特色，精致发展’的模式，重点发展一个或几个优势方向。各家的学术实力主要取决于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或者说有多少‘敬业的聪明人’。目前，我国科技史学者规模不足千人，职业科技史学者大约有三百多名。在1200多所本科院校中，仅12所大学有科技史博士培养点。
这与中华文明史很不相称，也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综合国力很不相称。面向未来，我国科技史学科还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科技史学者应当肩负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抓住发展机遇，在出人才、出成果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有更大的作为，谱写学科建设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