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陷入疫情已经九个月了，确诊和死亡病例仍在快速上升。截至美国东部时间9月14日晚6时，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6550629例，死亡194411例。过去24小时内，美国新增确诊37140例，新增死亡393例。
上周，资深科学记者埃德•杨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长文《美国已陷入疫情的漩涡》。文章深入分析了使美国人民及特朗普政府无法正确应对新冠大流行的9个重大错误，以及如果这些错误继续不受控制将会是怎样的未来局面。本文为全文翻译，约9000余字。
美国正在步入冬季，但它仍在周而复始地犯着自春天以来一直困扰着它的观念错误。行军蚁有时会一直在原地兜圈子，直至死去。
工蚁嗅着前方部队留下来的信息素来导航，同时留下自己的信息素供后方部队跟随。如果偶然间这些留下的信息素路径形成了回环，蚂蚁就会被困住。此时，这些蚂蚁就会形成一团厚厚的漩涡，犹如气象图上的飓风。它们不停地前进，直至精疲力竭或因脱水而倒下。对于这些蚂蚁来说，它们前方正发生的就是它们此生所见最大的场面。它们没有一股协调的力量来指引它们到达安全的地方。困住它们的，正是它们自己的本能。
这种现象被称为“死亡螺旋”——关于美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反应，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比喻了。
美国陷入疫情9个月，确诊病例超过630万，死亡病例超过18.9万。在对SARS-CoV-2冠状病毒的应对策略上，美国方案存在一系列能给病毒可乘之机的弱点，而这个国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如今美国的感染数字依旧非常庞大：每天，新冠病毒感染新增约4万例，死亡人数新增约800人。这正是因为该国对这场流行病的思考一直是无效的，如同转圈圈的行军蚁一样。
许多美国人相信直觉能帮助他们度过这场灾难。他们抓住当时最突出的解决方案，无论它是什么；他们从一个（通常是无谓的）希望跳到另一个；他们只看到个人采取的行动，然后指责、羞辱他们的邻居；他们陷入幻想，相信世界会在几个月内恢复正常。相比于在浩如烟海的解决方案中寻找出路、监督指正腐朽的系统、并且接受疫情至少会持续一年的事实，“跟着感觉走”要简单得多。
这些概念上的错误不是什么性质恶劣的谎言或阴谋论，但它们仍然很危险。这些错误一次又一次地现身，扭曲了围绕“要不要呆在家里”、“该不该戴口罩”、“大学该不该开学”而展开的辩论，阻止了公民对这场危机情况的了解，并使得领导人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这些领导人并没有通过冷静而审慎的沟通来克服这些误导性的直觉，而是让这些直觉愈演愈烈。
这个国家现在陷入了一场直觉构成的噩梦：如同陷入“死亡螺旋”的行军蚁一样，美国人被围困在自己的本能中，绕着自我毁灭的圈子转了又转。
“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为适应我们面前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调整我们的思维？”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研究灾难的社会学家洛里·皮克（Lori Peek）说。
以下是仍在阻碍美国应对大流行的9个直觉错误，以及若我们让这些错误继续不受控制，将会得到怎样的未来局面。现在就是挣脱这些直觉束缚的时候。这个“大流行”的夏季即将结束，正在到来的秋天是进行准备的季节，冬天是生存的季节。美国必须重新调整心态才能完成准备、获得生存。
对于行军蚁来说，只有当足够多的蚂蚁意外绊倒时，“死亡螺旋”才会断裂，从而形成一条通道，将螺旋中的蚂蚁引向安全的地方；但人类不必依赖运气：与蚂蚁不同，我们有自省的能力。
当人们忘记防控疫情意味着要“同时做许多事情”时，“死亡螺旋”就开始形成了。病毒可在症状出现之前传播，而且最易威胁长期处于通风不良环境中、且无防护的人群。
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蔓延，美国可以采取其他国家已经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关闭不必要的商业场所以及其他室内聚集空间；改善通风；鼓励戴口罩；广泛开展核酸检测以发现感染者；追踪感染者的接触者；帮助他们进行自我隔离；提供社会保障系统，使人们不必为保护他人而牺牲了生计。
没有一个国家把一切事做到了尽善尽美，但它们都做了足够多正确的事情——并且是同时做到的。相比之下，美国却采取了一系列单一的解决方案。三月我们居家隔离，四月我们争论要不要戴口罩，五月我们开始了密切接触者追踪，而现在我们争相购买通风设备。佛罗里达大学的生物统计学家娜塔莉·迪安（Natalie Dean）说，“好像我们一次只关注一件事。”
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人们寻求简单的技术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
几个月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直鼓吹羟氯喹是治疗新冠肺炎的良药，尽管严谨的科学研究表明它并不是。今年8月，他又将注意力转向了恢复期血浆——这是一种分离自新冠肺炎幸存者血液的、可能含有病毒阻断抗体的液体。尽管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局长斯蒂芬·哈恩（Stephen Hahn）也曾极力宣扬过这种血浆的作用（他后来也为此道了歉），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种近一百岁的方法可以治疗新冠肺炎。
更普遍地说，药物可能会挽救一些危重病人（比如地塞米松），或者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比如瑞德西韦），但它们不太可能提供彻底的治疗。对此，娜塔莉·迪安表示：“一想到会有一种能治愈病毒的灵丹妙药，想到只要我们耐心等待它就会到来，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人们就会很安心。”
我们采取过的其他策略也有可取之处，但我们错误地认为它们“不够完美”，然后便把他们弃置一旁。
今年7月，华盛顿大学的流行病学及科学社会学家卡尔·伯格斯托姆（Carl Bergstrom）表示，如果不对所有入学学生进行核酸检测，大学就无法安全开学。“自那以后，我从记者那里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这所学校已经进行了入学检测，为什么还会爆发疫情？”他说。这是因为核酸检测对于安全开学是必要的，但仅有核酸检测还不够。他补充说，“如果你做了核酸检测，却把一切其他事情都搞砸了，疫情仍然会大爆发。”
我们可以理解人们的这种短视。研究者们在实验中每次只改变一个变量；学者们只关注自己所在的那个学科，而不同学科之间很少有联系；记者们不断寻找新的故事，把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好点子上……这些因素促使公众孤立地看待解决方案，这就让方案的不完善和无用被混为一谈。
例如，许多人认为口罩只能对病毒起到部分保护作用，因为它经常无法贴合面部，或者人们并没有正确佩戴口罩。
因此，这些人对佩戴口罩持批评态度——但事实上，有保护显然比没有保护好。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迪伦·莫里斯（Dylan Morris）所写的那样，“如果说仅采取X措施无法阻止新冠病毒蔓延，这并不是反对X措施的理由。恰恰相反，它是同时采取X措施和其他措施的理由。”这就像只系安全带并不能防止所有的致命车祸，但是汽车同时也配有安全气囊和碰撞缓冲结构。
对于这种短视，娜塔莉·迪安解释道，“当我们把事物分解成一个个小的关注点时，我们其实是在给自己更多的回旋余地。”
几位我采访过的专家曾被人们问到：假设由于美国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新冠病毒大流行还在持续，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事实上，这种情况并非假设。新冠病毒的流行确实还在持续，因为我们熟悉的解决方案从未完全实现。
尽管白宫声称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的措施做得很好，我们仍然没有进行足够的核酸检测，也仍然没有足够的人员去调查并追踪感染人员接触者。“我们已经有了该做什么的范本，但我认为我们实际做的和我们知道要做的事情之间还有差距，因为我们有些事情还没搞清楚。”娜塔莉·迪安说，一个成功的应对措施“永远不可能是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完美，而是把很多不同的事情都做得足够好。”面对疫情，我们依然有一些容错率。
但这些容错率可能会消失，如果我们制造了错误的二元对立。
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比一个充斥着灰色地带的世界更好处理，但错误的二元对立是危险的。从一开始，新冠肺炎就被描述为一种这样的疾病：它在一些人身上通常只出现轻微症状，并且会迅速康复；但偶尔在另一些人身上，它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导致住院以及死亡。这种两面性的形象——严重或轻微、生病或痊愈——抹杀了成千上万居于轻症和危重症状之间的感染者，他们在家中忍受了数月的衰弱症状，却既未被发现也得不到照顾。
与此同时，随着企业纷纷倒闭，居家隔离的命令不断下达，“我们假定，在拯救生命和拯救经济之间需要做出取舍。”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丹妮尔·艾伦（Danielle Allen）说，“那真是愚蠢至极的想法。”这两个目标实际上是一致的：流行病学家和经济学家基本上一致认为，在疫情仍然肆虐的情况下，经济不可能反弹。然而，政府领导人认为两者是对立的，选择迅速“重启”，导致疫情再次爆发。
现在，随着冬季的逐渐逼近以及新冠疫情的持续，另一个二元对立出现了：进入另一次可怕的封锁，或者放任病毒自由。这个选择也是错误的。公共卫生措施其实提供了一条中庸之道，即使是所谓的“封锁”也不必像春天时那样严格。城市可以关闭酒吧和夜总会等风险较高的场所，而开放零售商店等风险较低的场所。
美国大学公共卫生法教授林赛·威利（Lindsay Wiley）说，这就像是你“面对着一整个充斥着各种仪表和按钮的控制面板，”但“如果人们认为这是在简单地关闭电灯开关，那和对方交流就很困难”。
“封锁”这个词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它加剧了关闭与开放之间的错误二元对立，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演戏式的解决策略。“居家隔离令”减少了新冠病毒的传播，给了医院一些喘息的空间，从而挽救了生命。
本来，这些命令也意在为美国加强公共卫生防御争取时间，但相反，白宫将数月的居家隔离本身视为一种结束疫情的策略。“我们浪费了大量时间，它们本可以用于扩大测试和接触者追踪、制定政策来保护在工作中被感染的工人、为食品加工厂的员工提供防护设备、为隔离人员寻找合适的处所、提供带薪病假……现在，我们仍然没有这些，”哈佛大学医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家朱莉娅·马库斯（Julia Marcus）说。
许多困扰了这个国家一整个夏天的问题，如今同样困扰着这个秋天。
人们展示出来的东西经常被误认为是有效的。冠状病毒主要通过空气而不是通过受污染的表面传播，但许多企业仍在努力进行刷洗和消毒，以便重新开业。我的同事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把这种情况称为一场“清洁大戏”——这种表演看似提供了安全，实际上却没有。
同样流于形式的措施还包括体温检查，因为体温检查无法检测到许多没有发烧的新冠肺炎患者；它也包括漏洞百出、效率低下的旅行禁令：特朗普和他的盟友仍将这些禁令标榜为政策上的成功。
这些策略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让我们不要把“不完美”和“无用”混为一谈——但当我们用这些流于形式的措施取代了更强有力的措施时，它们就会造成伤害。当我们做足了这些表面功夫，我们就会自满地以为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好了。通过强调这些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美国人加剧了对个人而非系统进行指责。
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人满为患的监狱和人手不足的养老院中迅速传播，在医院超负荷运转、公共卫生部门资金不足的社区中传播，在由于几十年的种族主义政策、在地理和经济上都与医疗保健脱节的黑人、拉丁裔和土著美国人中传播。如果没有带薪病假或最低生活保障，那些收入较低的小时工根本无法在生病时隔离自己，特别是当隔离会危及与其医疗保健息息相关的工作时。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社会流行病学家惠特尼·罗宾逊（Whitney Robinson）说：“我为确保安全所做的事情，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去选择。”
全民医保比羞辱一个不戴口罩的陌生人要难得多；解决系统性问题比滔滔不绝地宣扬道德主义要难得多，而美国人倾向于后者。
新闻媒体用（通常是通过借位拍摄而显得人满为患的）海滩照片来给自己的文章配图，批评人们不懂得保持社交距离——尽管在露天空间中病毒传播风险较低，是人们如今较为安全的一种享乐方式。马库斯把这种倾向归因于美国的清教徒根源：他们把享乐与不负责任混为一谈，把羞辱置于提供支持之上。她说，“这种羞辱转变成了糟糕的政策。
”芝加哥用栅栏隔开了海滩，火奴鲁鲁关闭了海滩、公园和徒步旅行路线，而高传播风险的室内商业场所却仍在营业。
这种只考虑所谓的“道德”的思维方式在两个方面危害人们的健康。首先，人们经常反对减少个人危险的措施——安全带，避孕套，HPV疫苗——因为这些保护措施可能会促进危险行为。在疫情期间，一些专家利用这种推理来质疑口罩的价值；而密歇根大学校长认为，对学生进行广泛的核酸检测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这些家长式的，‘那样做可能会出错’的论调通常都是错的。” 伯格斯托姆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安全措施采取过度会造成伤害。”
其次，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道德主义可以为糟糕的政策提供借口。许多大学开学时既没有充分进行核酸检测，又以现场教学的方式进行授课，然后就可以预见地开始爆发大规模疫情。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在恢复远程教学前只坚持了6天。
学校管理人员由于学生们“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但这些管理人员自己，却没有为导致疫情爆发的原因承担任何责任。随着大学集群不可避免地增长，这种模式很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秋季。“如果你把1万名（学生）放在一个小空间里，一起吃饭、睡觉，进行社交活动，那么病例数就会激增。”罗宾逊说，“我不知道（大学）在期待什么。”也许他们掉入了“常态”陷阱。
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医学人类学家莫妮卡·肖克-斯帕纳（Monica Schoch-Spana）说，在充斥着不确定和动荡的时期，人们渴望回到熟悉的、可预测的生活节奏中。这种吸引力现在尤其强烈，因为疫情造成的损失基本上是无形的。被毁的建筑物或滚滚的洪水可以表明世界已经改变了，没有什么比这样显而易见的场景更有冲击性。在一些圈子里，回归正常被认为是一种反抗行为。
在对抗恐怖分子时，试图让心态回归正常是合理的，因为恐怖分子的企图是煽动恐慌；但在对抗病毒时，这样做是危险的，因为病毒可不在乎你怎么想。
回到常态的强烈愿望，可能会占据人们的脑海，从而让人们忘记在当下生存所需的取舍。例如，让高风险的室内商业继续营业有助于病毒在社区内传播，这使得重新开学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优先考虑学校，你就必须把学校放在其他事情之前……但这个‘其他事情’是什么？
”哈佛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比尔·哈那格（Bill Hanage）说，“在我们的理想中，‘其他事情’是明面上最后一个关门和第一个开业的室内场所；但现实是，在许多社区里，赌场、酒吧和纹身店早就已经偷偷开业了。”有新冠病毒的世界与没有新冠病毒的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根本不可能包括后者的所有特征。像夏令营和棒球赛这样珍贵的夏季仪式已经不复存在；开学返校的传统和感恩节的庆祝如何进行现在悬而未决。
改变是难以接受的，这就使人们倾向于接受异想天开。
今年4月，特朗普曾设想过这种流行病会很快结束：“也许它会随着光和热而消失，”他说。从一开始，他就和其他人一样想知道，湿热的天气是否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就像抑制其他冠状病毒那样。许多专家反驳说，这种新病毒已经在热带地区传播得如火如荼，所以季节性效应并不存在。
但是，在摇摇欲坠的科学和妄想的故事的推动下，在新冠病毒证明它可以在亚利桑那州、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夏天茁壮成长之前，为数众多的人们把冠状病毒在湿热条件下被抑制的季节性效应当做可能的救星。某种因素会自然地化解疫情，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已经成为了人们面对疫情无动于衷的万金油借口。
最近，一些评论人士认为，疫情由于两个原因将很快结束。首先，20%到50%的人能够识别新型冠状病毒，因为他们之前曾暴露于较温和的、常见的导致感冒的同类病毒；其次，一些建模研究声称，群体免疫——即由于足够多的人有免疫能力，病毒很难感染新宿主的情况——可能会在只有20%的人口被感染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这两种说法看起来好像都有理有据，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认为我们做得足够好。
没有人知道这种“交叉反应”的T细胞是否真的能抵抗新冠病毒，即使它们能，它们也不太可能阻止人们被感染。与此同时，群体免疫并不能作为抵御新冠病毒的完美屏障。即使20%人口感染就可发挥作用的低阈值是正确的，快速增长、不受控制的爆发仍然会使实际感染人数超过20%。采取这一策略将意味着，在冬季，美国许多地区可能会遭遇纽约市在春季所经历的痛苦：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数不清的人被各种并发症折磨。
这种情况本身就可以用来反对缺乏经验导致的自满。
当疾病得以避免，生命得以保全，“什么也没有发生，你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奇迹般正常、健康的一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教授霍华德•高（Howard Koh）说，“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公共卫生部门长期资金不足，因为它们所预防的痛苦是无形的。在数场疫情爆发之间的和平年份，应对突发疫情的准备工作的优先级被一降再降。
即使是现在，许多幸免于新冠病毒蹂躏的人依旧认为这种疾病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或者将他们的痛苦与预防措施联系在一起。然而，真正的问题仍然是那些措施所预防的疾病：经济依然不景气、心理健康问题不断增加、教育的前途渺茫，不是来自于人们面对恐慌的过度反应，而是因为一场不受控制的疫情大流行仍在进行之中。
如果要说到底有什么出了问题的话，那就是美国的应对不够迅速和强有力。
包括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在内，那些以前曾应对过新病毒流行的国家，都在迅速、严肃地对待新冠病毒。相比之下，美国缺乏类似的第一手经验，又一直拥有着“美国优于其他国家”的例外论意识，这些因素可能共同构成了其最初草率行事的一大原因。“我的一位同事今年二月去了卢旺达。一到机场，就有工作人员询问他的症状，检查他的体温，并记下了他的电话号码。
”布里格姆妇女医院和哈佛医学院的内科医生亚伯拉尔·卡兰（Abraar Karan）说，“而在美国，我七月份坐飞机离开机场时，没有人问我任何问题。”
即使当病毒开始在美国国内传播时，那些最初没有受到打击的地方似乎也忘记了病毒会传播。“四月份的时候，我每天都在急诊室里给新冠病人看病。”卡兰说，“然而在得克萨斯州，我有朋友说，‘这里没人相信（有疫情），因为我们没有病例。
’在洛杉矶，医生们说，‘你确定这比流感更严重吗？我们什么也没看到。’”三个月后，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以一种极其近的距离感受到了新冠病毒。忽视威胁，直到它们直接影响到我们，这种倾向使美国陷入了直观反应的惯性。
今年三月，世界卫生组织的迈克·赖安（Mike Ryan）建议说，“动作要快，不要后悔……如果你不迅速行动，病毒就会一直侵袭。”美国没有注意到这一警告，并一再发现自己落于新冠病毒的后尘。
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贝丝•瑞德伯德(Beth Redbird)表示，这一部分是因为指数增长是违反直觉的，所以“我们直到事情变得非常糟糕之前，才明白事态只是看上去很好”。另一部分是因为冠状病毒虽传播迅速，但显现出来的速度很慢；感染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会出现症状；症状需要进行检测和住院治疗；而只有当患病人数足够多时，数据才会出现明显的激增。
疫情的数据就像遥远恒星发出的光，记录的是过去的事件，而不是现在的事件。这种时间上的滞后将采取的措施和结果用足够长的时间分开，从而打破我们对因果的直觉。于是，政策制定者只有在为时已晚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而本来可预测的激增被错误地视为意外事件。
这种直观反应的惯性也妨碍了长期规划。
今年4月，明尼苏达大学的流行病学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Michael Osterholm）告诉我，人们还不明白（疫情）不会仅仅发生在未来几周内，（而是）发生在未来两年。当时的领导人应该着眼长远。瑞德伯德说：“我们当时本应该考虑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学校在秋季开学，并防止儿童暂时失学对他们发展造成的长期危害。
”相反，我们开始通过一系列点对点的解决方案来开展工作，就像陷入“死亡螺旋”的蚂蚁一样，在没有任何未来情况预测的条件下前进。
这些错误在所有灾难中都会出现，但新冠疫情的特殊性加剧了这些问题。病毒的行动足够迅速，在短短几个月内就颠覆了现状，让我们曾匆匆度过的正常生活变得充满吸引力；它的行动也足够缓慢，以一种星火燎原的方式席卷美国，让尚未接触到病毒的社区放松了警惕。
疫情的范围越来越大，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使我们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达到极限。“当人们不了解所有信息时，他们很难做出理性的决定。”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奥马哈分校的应急管理教授乔基·姆瓦伦巴（Njoki Mwarumba）说。充满恐惧和焦虑的人们疯狂地搜索着更多信息，但由于这种病毒太新，他们反而陷入了更多的困惑和不确定之中。可悲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
特朗普体现并增强了美国人的“直觉死亡螺旋”。他没有推出一项详细的、协调一致的计划来控制疫情，而是从宣扬一种被大肆宣传的万灵药转到宣扬另一种，同时依靠诸如旅行禁令之类徒有形式的手段应对疫情。他忽视了各种不平等和政府系统的失败，而倾向于指责中国、世界卫生组织、各州州长、安东尼·福奇和巴拉克·奥巴马。他经常在推特上发表这些指责，从而扩大了封锁和重新开放之间的错误二分法。
他和他的盟友诉诸异想天开的思维，将美国直接带入常态陷阱：他们经常撒谎说，病毒会消失，疫情正在结束，新一轮疫情不会产生，病例数上升完全是由于检测量在增加。美国中西部病例正在激增，他们却开始用过去时态谈论新冠病毒。
4月23日的在白宫疫情通报会上，特朗普暗示注射消毒剂抵御新冠病毒，引起舆论哗然。
疫情持续到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九个月。随着秋季和冬季的临近，不确定因素比比皆是。
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寒冷的天气将把人们逐渐逼回室内；而在室内，冠状病毒更容易传播。冬季通常也预示着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病毒的来临。尽管南半球的流感季节度过得异常平稳，但“这是因为他们对新冠病毒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波士顿大学流行病学家埃莉诺•默里（Eleanor Murray）说，“我还不清楚我们的措施是否足以成功预防流感。”
学校正在重新开学，这将以仍然不确定的方式影响疫情的走向。
大学的未来更可以想见：在异想天开思维和家长式道德观念的助力下，美国各州的1000多所大学里已经至少有51,000例确诊感染病例。这些（被低估的）数字还会继续增长，因为只有20%的大学进行定期核酸检测，而几乎一半的大学根本不进行检测。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被迫停止面授课，学生们将被送回他们的社区——一同被送回社区的可能还有他们携带的新冠病毒。
默里说：“我预计这将使那些从未爆发过疫情或疫情得到控制的地方爆发疫情。”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之后，随着那些渴望回归正常（或者认为国家措施采取过度）的人们动身前去看望他们的家人，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疫情高峰。尽管存在这种风险，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最近还是放弃了从外地到达该州者应该隔离14天的建议。
但我采访过的许多专家都认为，正如伯格斯托姆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太可能让城市都变成纽约”。
医生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正变得越来越好。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已经成功避免了今年夏天出现新的激增，这表明地方政府至少可以部分弥补联邦政府疏于管理造成的后果。新一代廉价、快速的核酸检测试纸将冲击市场，从而更容易查明谁具有传染性。
尽管由人们的直觉而产生的“死亡螺旋”仍然存在，许多美国人仍在坚守防线：瑞德伯德自3月份以来一直在跟踪与流行病有关的态度，根据她的调查，使用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支持率仍然很高。“我的感觉是，虽然情况会越来越糟，但考虑到大家的态度，我不确定这会不会是灾难性的，”比尔·哈那格说。
与此同时，特朗普似乎准备在11月3日大选之前的10月底推出新冠疫苗。
“空间机战行动”的科学负责人蒙塞夫•斯拉维（Moncef Slaoui）告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NPR)，到那时疫苗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许多科学家担心，FDA会迫于压力批准一种没有经过充分测试的疫苗，相比之下俄罗斯和中国的疫苗已经进行了充分测试。许多美国人都有同样的担忧。
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可能最终使疫情得到控制，但它的到来也将考验美国抵抗一直使自己陷入困境的直觉错误的能力。
长期以来，疫苗接种一直被视为生物医学的终极武器，它将把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看得无比重要的时代与恢复正常的世界分隔开来——这又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每个人都想象着，突然之间，一切都结束了，然后他们又可以去度假了。”娜塔莉·迪恩说，“但现实将变得更加糟糕。”
这一问题并非新冠病毒所独有。
人们会更希望用病毒打败耐药细菌，而不是通过抗生素的过度使用；希望改变气候，而不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希望投资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海洋塑料收集器，而不是减少垃圾的产生。历史学家大卫·西格尔（David Segal）写道，在其整个历史中，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盲目地把科技的力量作为一种万灵药”。
美国并没有解决社会问题，而是使用科技的力量来绕过这些问题；人们修补伤口，而不是消除伤害的根源——这还是在人们接受政府提供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
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已经表示，他们将拒绝接种疫苗，无论是因为现有的反疫苗态度，还是出于对仓促开发过程的合理担忧。注射过疫苗的人不太可能得到完全保护：FDA准备批准一种相对目前的流感疫苗有效度至少为50%的疫苗。
一种不完善的疫苗仍然会有作用，但风险在于，政府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这一形式化的对策上，而没有解决让美国如此脆弱的系统性问题，也没有投资于仍然必要的核酸检测和接触者追踪。迪安说，“（除疫苗之外，）我们仍然需要其他的东西。”
由于以上原因以及生产和分发所需的时间，在疫苗获得批准后，疫情可能还会持续数月。这场灾难已经造成了人们的心理创伤，但又与飓风或火灾造成的创伤不同。“这不是美国人习惯处理的灾难类型。
”马萨诸塞州海事学院研究灾难的萨曼莎·蒙塔诺（Samantha Montano）说，“更接近于新冠灾难的，是饥荒和复杂的人道主义危机”。卫生专家们都精疲力竭了；长期感染者还在挣扎着寻找治疗方法或支持；但许多美国人对这种流行病敬而远之。“人们已经不再看关于它的新闻，也不再和朋友谈论它，”瑞德伯德说，“我想我们都心力交瘁了。”
乐观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人们的焦虑感降低，变得更容易从悲观情绪中恢复；悲观来讲，这也可能意味着他们对悲剧已经习以为常。迄今为止最准确的模型预测，到11月，美国确认的死亡人数将达到22万人。截至目前，有1000多名医护人员死亡；每1125名美国黑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土著人、太平洋岛民和拉丁美洲人的死亡比例也同样高得吓人。
然而，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7%的共和党选民和33%的独立选民认为死亡人数是“可以接受的”。“在动员大家起来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之前，我们都必须承认它的确是个问题。”洛里·皮克说，“但令人震惊的是，我们并不承认。因为你真的会认为，面对疫情的大流行，承认这是个问题很容易。”这是最后一个，可能也是代价最大的一个直觉错误……恐惧的习惯化。
美国可能会停止把新冠疫情当作紧急事件来处理。每天发生的悲剧可能会变得像环境噪音；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可能会导致过分的“正常”。就像贫穷和种族主义、校园枪击和警察暴行、大规模监禁和性骚扰、大范围的物种灭绝和气候变化一样，新冠病毒可能会成为美国逐渐接受的又一件无法接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