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外交可以相互促进。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董洁林博士认为历史上“西学东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制造分别展现了“科技促进外交”、“外交促进科学”的典范。这一过程需要像利玛窦、李政道等关键人物的潜心开拓。在官方交流收紧之际，小规模、多样化的国际民间交流或成为更有效的合作方式。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两种矛盾的价值取向展现了科学的理想主义与政治张力。科学共同体跨越国界和族群；科学家们既竞争、又合作，既为个人也为团体争取利益。正因为科学的这些独特属性，它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往中，担任着不同寻常的角色。
很多人以为，外交就是国家外交部做的事。其实，外交部虽然承担着政府正式外交的核心部分，但这只是外交的冰山一角，其他政府功能机构，如经济、科技、军事部门等也密切参与正式外交活动。更重要的是“水面下的冰山”，庞大的民间交流与合作网络是非正式外交的主体，它们如涓涓细流，是国家外交的源头活水。
概括来说，科技外交有三种基本方式：其一，“科学中的外交”或“外交中的科学”（Diplomacy in Science, or Science in Diplomacy），其二，科学为外交（Science for Diplomacy），其三，外交为科学（Diplomacy for Science）。
当下，很多全球合作的科技项目都交织着大量的外交活动，而有些外交活动也包含了很多科技成分。例如，在核扩散、气候变化、传染病防范等各国合作的重要领域，政治敏感性较高，科技含量也很高，参与者主体是科技人员。这些领域的合作凸显了科技和外交彼此紧密交错的景观。
科技外交不仅是一种现代活动，在古代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1582年，年仅30岁的意大利神父利玛窦肩负着教皇赋予的传教使命到达澳门。明朝万历年间的中国，是闭关锁国之地，不欢迎外来的和尚。站立在当时被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半岛望向广袤的中国内地，利玛窦寻思，如何才能敲开中华神秘的大门？
中国最近四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也是从科技领域开始的。1970年代中期，科学的春天在历经文革磨难的中国大地上姗姗而来。中国新老几代科学家从自己尘封的科学理想中小心翼翼地找出一个项目：建造加速器，他们兴奋地期待着以此与国际科学前沿接轨。这个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肯定，领导们也急需一个抓手来启动中国科技发展的春潮。
《美中科学与技术合作协议》于2016年底到期后，中美两国没有续签该协议，因此在这个框架之下的其他协议也随之停止执行。近几年，中美科技官方合作陷入困境，民间科技交流也显著受挫，留学和访问学者项目都受阻。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官方科技交流与合作也多有冲击。
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有创意地开展民间科技外交是保持中美两国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科技交流与合作最有效的方式。与官方项目相比，民间科技交流项目较小，动机和目标独特而多元化，更为真诚和聚焦，能很好地与目标群体建立联系，激发双方善意。而与人为善是和平相处的长久而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