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31日深夜，上海苏州河边，气氛紧张。河北岸，是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88师524团官兵。他们已经在四行仓库与日军进行了四个昼夜的缠斗，很多人带着伤，不时地扭头观察着对岸的公共租界和周边日军的行动。河南岸，是英军的机枪阵地和来河边看热闹的市民。他们亲眼目睹了过去四天的战斗，中国人为战士们的壮举群情激昂，外国人对这些中国兵的表现印象深刻。
午夜，行动开始，中国军队依照命令向不远处的新垃圾桥进发，准备从公共租界撤出上海市中心，在沪西重新整编。然而日军发现了524团的动向，开枪扫射，打伤了约十名中国士兵。剩下的人在长官谢晋元的带领下顺利进入租界。
四行仓库保卫战是淞沪会战中为数不多的中日军队平等对抗的战斗。在正常战役中，日军的海陆空及装甲部队时常能协同作战，立体打击几乎只有陆军的中国军队。成建制的中国步兵拉上战场，几个小时后就成了残编，是淞沪战场上常有的事。中国军队在初期其实占据一定主动，但军力的差距很快体现出来，上海是守不住了。
正因如此，冯玉祥对淞沪战场的评语只有很简单的两个字——“熔炉”，一座人命的熔炉。但因为四行仓库毗邻租界，而当时的日本并不想招惹西方势力干涉，因此极少使用重火力，仅以步兵参与攻坚。这给了524团官兵肉搏迎敌的机会，达到了国民政府宣传中国抗战热情的效果，也使租界里的外国人，有了近距离观察战局的可能。
几天几夜的战斗之后，租界开始有些紧张了。
他们不知道久攻不下的日军会不会恼羞成怒，不顾一切代价地轰击仓库，误伤租界。当时苏州河南岸边还有一个煤气储气罐，一旦枪炮走火击中气罐，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看了数天的“表演”之后，失去耐心的公共租界驻军司令斯马莱特将军终于出面调停媾和，应88师副师长冯圣法、参谋长张柏亭、上海市警备司令杨虎的要求，联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要求允许四行守军经租界撤离，英军将提供掩护。
然而这个协议却没有落成书面文字，只是一个口头君子协定。这让四行守军南撤后的命运发生了180°的大转折。11月1日凌晨2时许，守军残部全部进入租界，然而将士们还没有得到多少休息时间，就在4点被英军通知要上交所有武器。当时就有很多士兵不同意，表示与其交出武器还不如再渡河冲锋，谢团长也无法劝阻这些激动的士兵。最终是张柏亭出面，劝说众人其中必有原因，且英军会列出清单，“代为保管”，士兵们这才交出武器。
被收缴了武器的官兵，没有了反抗之力，他们很快被英军赶上了汽车，送往新加坡路（今余姚路）40号对面的一块空地“歇息”。空地上只有大小帐篷若干，外有铁丝网，条件十分简陋，名为暂时安置，实为囚禁。对于这些愿为民族捐躯的热血战士来说，被囚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一种折磨。
而谢晋元本人，也在以军官待遇稍事休息之后，被送往了这处营地。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将士们都没有想到，他们将会在这座营地里被困四年之久。在得知524团被软禁的消息之后，国民政府曾多次照会公共租界工部局（最高行政机关）尽快放人。但此时上海市区除租界外已被日军基本控制，租界成为了日控区海洋中的小小孤岛，中方的这些照会注定是不会有答复的。
这座营地后来被人们称为“孤军营”。这是一个一语双关的名字，既是说其中驻扎的是一支淞沪孤军，也是说它是一座孤守上海的中国军营。可铁丝网没有拆除，门口荷枪实弹的看守也没有撤离。为了避免外交麻烦，工部局还特意派遣了白俄卫队镇守大门，不给524团任何出逃的机会。
知道救人无望的国民政府只能拿出传统艺能——隔空为全团官兵晋升一级，并犒赏三千元。然而在中国的国土上，来自南京的的“恩典”，对这些被困监牢的将士们却毫无意义。当时的时势，正是如此讽刺。
租界内上海市民的热情倒是很高涨。他们纷纷慷慨解囊，将慰劳品不断送入营中，聊表抗战的决心。进入营中采访、参观、赠礼的市民更是络绎不绝，曾有一日多达3000人。而逐渐接受了被囚禁命运的官兵们，也干脆把这座孤军营当作爱国教育基地，鼓励市民们坚持抗战。
然而团长谢晋元深知，兵不可闲，尤其是当这些士兵还承担着抗战教育重任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给国人抗战做出表率。因此即使在这座孤军营中，官兵们仍然坚持出操、训练、比武，甚至在外界支持下办起了学校，包括语数外史地音乐体育等各种文化课程和驾驶、会计等技能培训。
但让人遗憾的是，营中一直没有国旗，也就没办法举办升旗仪式，因为工部局始终担心孤军行为会激怒日本。然而一支没有旗帜的军队，是不完整的军队，也会让人逐渐忘记自己究竟是为何而战。这对于军队管理是极其不利的。所以在工部局拒绝提供国旗的情况下，他们干脆办起了“精神升旗仪式”，在出操前对不存在的国旗行注目礼，并高唱国歌振奋士气。
很多市民都目睹了这一切，这让四行守军的形象在战场之外，又多了一层传奇色彩。一年后，工部局终于答应可以升旗。但为防日本人发现，要求守军将旗杆裁短八米，仅与食堂平齐。可当士兵们升起旗帜之后，工部局又出尔反尔，派白俄卫队进场夺旗，杀害了四名护旗手，打伤100多人。租界内的市民群情激愤，终于迫使工部局妥协，允许孤军在节假日升旗纪念。
1940年3月，日本扶持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上台，与重庆国民政府在长江东西对垒。此后，陈公博出任上海伪政府市长。但这位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在上海却只是一个不得人心的光杆司令。为了在新的地盘获得人望，陈亲赴孤军营，希望他们也加入“曲线救国”团队，替伪政府站台。
这当然受到了谢晋元的严词拒绝。轰走陈公博的谢团长也知道外部形势不断恶化，自己恐不久于人世，还写下了一封遗嘱：“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境而死，实人生之快事也。”他的顾虑在1941年4月24日不幸成真了。四名士兵在当天出早操时，携匕首镐头突袭谢晋元，击中头部致其死亡，并重伤冲上来拦截的团副上官志标。
他们正是被汪伪政府买通的内奸。谢晋元牺牲后，孤军营由上官志标和原机枪连连长雷雄带队，继续在上海等待自己命运的转折。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宣战，公共租界也不再是“中立”之地，在这座孤岛外虎视眈眈许久的日军涌入租界，也接管了孤军营。坚守了四年的孤军们，这次成为了日军手中的囚徒。
为防止孤军抵抗，日军特地将剩余的333人按军衔拆开，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做苦力，包括安徽、浙江等敌占区。比如雷雄和80多名弟兄就被送往安徽和县裕溪镇运煤，工作极其艰苦，并被守卫严加看管。但他们并未放弃抵抗，反而以醉酒打牌迷惑日军，实则三人为一小组趁劳动和放风时观察岗哨情况。
两个月后，在雷雄的带领下，这80多人趁守军不备发动突然袭击，以33人的死伤为代价，缴获守军枪支弹药，冲破了包围网，还在游击区与我新四军官兵偶遇，并在新四军护送下突破日军封锁线，向湖北老河口进发。走到了这一步，他们想的还是继续西进，希望回到重庆报到，继续杀敌。可惜雷雄在老河口一病不起，最终没能完成夙愿。而剩余的壮士们则在巴东县遇到了军船，终于辗转抵达了重庆。
最远的一批士兵，则被流放到了远在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岛上做工，名为“中国军人勤劳队”。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这些中国军人才被澳大利亚军舰发现，辗转经香港回到了上海。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对这些在抗日战争中流血流汗的老兵不再重视。很多九死一生回到国控区的壮士都被扔到了残废军人办公室或者荣军院，等待被遣散。他们那场悍不畏死的保卫战，仿佛从未发生。
1947年，上海市政府公布了一条改名信息，将闸北区的满州路更名为晋元路，以纪念在此英勇奋战的谢晋元将军（谢牺牲后被追授少将军衔）。这条路今天仍然还在，它与国庆路、光复路、西藏北路包夹的四边形区域，也恢复了抗战时期四行仓库的模样，用残破的身躯向苏州河两岸的游客们讲述着那个发生在1937年的故事。那个中国人终其一生都不应该忘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