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是我国第一个建制化半导体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成立60周年的日子。在这家国字号研究机构的主页中，是这样介绍成立背景的：1956年，在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半导体科学技术被列为当时国家新技术四大紧急措施之一。为了创建中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基地，国家于1960年9月6日在北京成立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开启了中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的发展之路。
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60余年前半导体技术已经被列为国家紧急措施，到现在我们还被卡脖子？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将溯源历史，进行探究并尝试回答，全文大约6500字，分为三个部分：1. 从最成功的科学规划到国家紧急措施，以及两位女性的高度；2. 从失去的10年到窘迫的20年，以及两家企业的选择；3. 从乱花渐入迷人眼到梦醒时分，以及两件事情的影响。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我国研制成功第一颗氢弹。“两弹一星”的成功，为新中国政权的挺立，以及后面重返联合国成为“五常”，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两弹一星”的成功，源自我国第一个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成功。
1956年3月，国务院正式成立以陈毅副总理为主任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李富春、聂荣臻等负责具体组织领导工作。
对于这个规划，领导人给予厚望，比如周恩来指示要求，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经过深入讨论，科学家们达成共识，认为最重要、最紧急的有6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前两项属于军工技术，国家已有特别安排。后面的四个领域，国际上发展很快，在我国还是空白，但它们又是直接服务于“两弹”的前沿尖端技术。专家们认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把它们搞上去。
1960年9月6日，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半导体研究室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正式成立。
这段历史中，有两位秀外慧中的女性，对我国半导体和计算技术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一位是被称为“中国半导体材料之母”的林兰英。林兰英1918年生，福建莆田人，是第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她1957年辗转回国，1958年即在中科院拉出中国第一根硅单晶。林兰英随后又转向砷化镓材料及器件研究并取得重大进展，又被称为是“中国太空材料之母”。
另一位是被称为“中国计算机之母”的夏培肃。夏培肃1923年生于重庆，1950年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一年后加入华罗庚召集的计算机研制小组。1960年，主持完成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107机。70年代末期，主持研制成功高速阵列处理机150-AP，用低成本实现运算速度高于美国当时对我国禁运的同类产品的性能，为我国石油勘探等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氢弹爆炸成功之后到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了。但是，科技发展并不等人，这十几年也是半导体技术迅猛发展的时候：1967年，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创立，这家名为材料的公司，实际上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供应商。1981年，该公司推出AME8100刻蚀系统，此后该公司的刻蚀设备和技术一直独步天下。对了，我国最厉害的半导体设备商中微半导体的不少核心骨干，就在这里历练过。
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领导人宣誓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正当很多科研人员以为可以回归正常大干一场的时候，有些人发现，自己的饭碗保不住了。在国民经济崩溃边缘的起点上，要想重新发展半导体等高新技术，无疑难比登天，最直接的困难是没钱。
总之，进入新世纪前的20年，由于经济原因，我国的科技事业和科技人才队伍，是不断收缩的，毕竟相比于半导体或其他科研工作，解决好眼前的吃饭问题，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不过，即使在中国科研如此窘迫的日子里，我国也保留了一支半导体研发队伍，并积极向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派出大批留学人员，这为保持国内外科研联系交流，以及一部分人学成归国后发挥作用蓄积了力量。
加入WTO以后，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国内外科技交流合作也进一步深化。对于我国来说，民用半导体市场刚刚起步，由于科技积累和科技成果供给实在有限，且由于短平快的赚钱效应刺激，引进国外技术成为主流，即所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而对于欧美国家和企业来说，出于抢先占据中国庞大市场的考虑，也纷纷进入中国，把他们好的赖的，各种层次的技术产品都往中国输出，即“以技术换市场”。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两件在我国科技史上都有影响的大事。一是“汉芯”事件。集成电路是上海市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为此上海不惜花大价钱引进企业和人才。以美国摩托罗拉公司芯片高管身份回到上海的陈进，因而成为官方重点支持和宣传的对象。2000年5月，陈进在上海交大组建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并开始承担国家863项目“汉芯DSP芯片”的研发。
仅仅16个月，“汉芯1号”就宣布研发成功，鉴定专家组认为，“汉芯1号”及其相关设计和应用开发平台，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中国芯片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二是设立国家科技重大专项。1956年的12年科技规划是我国科技规划的成功样本，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代表成果，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50年以后，国家再次组织大批顶尖专家，研究编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并通过规划确定了我国到2020年科技发展的16个重大专项，其中涉及集成电路的有2项，分别是“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俗称01专项或核高基专项）和“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与成套工艺”（俗称02专项）。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计划经济时期，老一辈科学家的战略眼光，把半导体列为国家紧急措施，重在解决国防建设之急需。市场经济时期，半导体产业技术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是一项牵扯面广的系统工程，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急功近利没有耐心也不可行。从战略机遇期到缠斗博弈期，我国需要从新时期国家安全（也包含产业安全）的高度，来审视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技术。
从治标来看，当前或许可以集中火力，尽快实现一些急需技术的自给，甚至拿下一两项可用于反制的技术。而从治本来看，非得从系统提升我国基础研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