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绝大多数被访者在生育二孩后仍然从事全职工作，但她们的职业发展轨迹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性。她们面临的共同局限包括托育机构可及性不足，丈夫育儿参与低，以及二孩带来的增加的体力和认知劳动。
我和合作者2017年开始做上海已生育二胎的职业女性的研究时，访谈了二十多位二胎妈妈，由于用的是访谈法，我们并不求代表性。但最近两年上海社科院周海旺研究员和上海卫生健康研究中心陈蓉副研究员的定量数据显示，上海户籍人口中，已生育二胎的女性集中在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而我们的被访者则符合了更可能生二胎的女性的人口学特征。
基于两千多份的抽样问卷，陈蓉发现，上海户籍二胎妈妈仅有11.5%没有从事有偿工作。
相比之下，瑞典被认为是全世界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70%的已育妇女在工作。上海和瑞典的已育女性工作率都位于世界前列。但是与瑞典不同的是，瑞典已育女性的高就业率与0-3岁托育机构的全面覆盖密不可分。在瑞典，85%的2岁幼儿在正规的托育机构里托管。而在上海，0-3岁婴幼儿入托比例仅有12%。
大量的照料重担都落在祖辈和母亲身上，而一旦祖辈，尤其是祖母和外祖母身体不佳，母亲很可能要照顾上下两代人，而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
过往研究更多关注职场母亲留在/退出劳动力市场，但这一划分过于二元，也少有研究关注家庭和工作的互动是如何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
我们最近发表在期刊Journal of Social Issues的二胎妈妈研究关注女性在生育后多元的职业轨迹，以及家庭与工作互动对于女性职业的影响。本研究关注性别化的认知劳动，这是在以往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此外，本研究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关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二胎与女性职业发展关联的实证研究。
考虑到有6岁以前子女的家长需要在儿童照料上面付出更多，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可能更突出，因此我们把被访者局限在至少有一位孩子小于6岁。我们于2017-2019年陆续访谈了26位被访者。她们的年龄从30-46岁不等。其中5位有本科学历，14位有硕士学历，7位有博士学历。25位有上海户口，12位出生在上海，有17位是独生女。所有被访者都有5-10年的工作经验。
其中14位在公共部门工作，2位在国企，3位外企，2位私企，1位创业，1位自由职业者。被访者个人税后年收入从10万到100万不等，家庭税后年收入在20万到170万不等。
被访女性还面临了不同的职业局限和促进因素，导致了四种劳动力市场的后果：职业上升型、职业回弹型、职业中断型和职业停滞型。职业上升型的女性在生育二胎后经历了职位和/或收入的上升，这占被访者中的1/4。
职业回弹型女性在生育二胎之后经历了职业中断，但在跳槽或者重新工作之后经历了职位/收入的恢复或者上升。职业中断型的女性有5位，她们经历了工作时间和收入的双重减少。职业停滞型的被访者大多在公共部门工作，她们工作稳定，但缺乏上升流动的空间，在二孩出生后，生活重心转向家庭。
基于我们的访谈，在非公共部门工作的女性中，在生育二胎之后职业中断或职业转换很常见，她们的工作重心转向育儿，但她们丈夫的职业更少经历这种转变。独生女更可能集中在事业上升和事业回弹这两个分类里，这表明她们在教育和事业方面积累的优势可以持续到生儿育女之后。但这一优势的持续是以上一代的支持和稳定的工作为条件的。上一代的支持抵消了家庭不友好的劳动力市场和普遍存在的传统家庭性别分工的负面影响。
可以说，独生女的赋权呈现出复杂性与矛盾性，我们称之为paradoxical empowerment。兰卡斯特的副教授胡扬在2016年出版的书中提到，年轻中产女性经历体现了生命历程的结构性不一致。在校期间，她们经历去性别化的教育竞争。她们被要求在应试教育中取得优异成绩，考入名牌大学。在这个阶段，家长、老师和社会对她们的主要期待是去性别化的。
然而，在结婚生孩子后，社会期待女性以家庭为中心，期待女性在家庭中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默认家庭内男女角色不同。这些期待促使职业女性接受了性别化的角色。因此，她们为了家庭调整了自己的职业发展轨迹，经历了性别的“再社会化”，接纳与遵循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而她们丈夫的职业受到结婚生孩子的影响较小。
我们的被访者在孩子身上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
她们中的大多数都给孩子准备了学区房，报各种兴趣班，而她们的丈夫更少操心子女教育。在育儿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无法转变为人力资本，可能会影响她们的事业发展。虽然城市女性的就业率在20年来呈下降趋势，但有上海户口的二胎妈妈中，在职的还是大多数，这主要是因为她们有上一代以及保姆帮忙。而一旦祖辈无法帮忙，她们可能陷入小辰一样的困境。有高学历却无法在家庭角色之外施展才华，这是对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
她们的境遇值得社会关注。
在二胎政策开放之后，上海户籍人口中生二胎的以高学历高收入的在职女性为主，我想在其他生活成本高的国内一线城市可能也如此。因为生活成本高，只有高收入人士负担得起养育二胎的教育和住房成本，生二胎行为开始成为中产和中上层的身份认同符号。周海旺和陈蓉的研究都显示，“经济上负担不起”成为上海家庭不愿意生育二胎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从宏观来看，考虑到上海的生育率近二十年一直维持在世界极低水平，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社会发展，政府应该给生育二胎家庭提供保障，成为0-3岁育儿的主体。从个体权利角度来看，生育不应该成为有钱人的特权，社会应该确保不同阶层的家庭都生得起，养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