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科学发展迅速，科学技术哲学也有很多可作为之处。拿智能革命和基因工程问题来说，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既需要对科学技术本身有了解，又需要有某种超越性，在宏观层面给出方向性的判断和引导，这是其不可回避的任务。
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名家讲座系列之“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讲座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大椿说。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在过去40年有很大的发展，未来一定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期待。
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学科的兴起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一演进是由学科、建制与社会背景多种因素促成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由恩格斯在19世纪下半叶开创。
《自然辩证法》第一本中文译本出现于1932年，这标志着自然辩证法正式传入中国。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的专业研究机构，可作为学科建制化发展的一个正式起点。同年，我国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界定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
这门科学，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实行理论与实践、科技与社会、中国与世界三大结合，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刘大椿认为，该学科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十年。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科学和教育是拨乱反正的前沿，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就特别有生命力和吸引力。
从改革开放开启到80年代，由于其跨界性以及与科技和哲学两者的紧密关系，它成为中国思想解放的带头羊。第二个十年。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学科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实现建制化，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90年代，科技—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人转向STS研究、发展战略研究和知识经济研究。第三个十年。21世纪开始的十年，研究直面科学发展、生态文明、以人为本等问题，多元化研究成为风气。
第四个十年。学者积极在全社会强化科学意识、生态意识，探讨科技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深度透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面对新时代本学科建设和调整中的问题，努力进行新的开拓。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等难题频现，科技、社会与环境的冲突加剧。此类问题都属综合性的交叉问题，并无单独的学科可以直接应对。在此背景下，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进入了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紧密交织的时期，理论研究要求符合国际学术传统的规范，实践研究的开放性使其研究进路多元化。他介绍，这一规范与多元的格局体现在科技与自然、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人三大中心论题上。
刘大椿认为，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诸方面的研究尚有巨大潜力，一些以往不被认同或尚未成型的分支或问题可拓展为当下关注的焦点。首先是科技伦理问题。随着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它们一方面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能为生态和人类自身的演变带来不可预计的后果。科技活动逐渐被认为具有很强的价值负载，渗透着伦理判断。
科技伦理的研究不仅针对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还开始关注科技与人文的关系、科学的价值负载、科学无禁区与技术有责任等。其次是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支配性文化样式，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但它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局限于认识论研究，因此，它既不同于传统科学论，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哲学。
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刘大椿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要取得更深入的成果并健康发展，应具备两个基本态度：从推进其良性运行的迫切需要来看，要努力实现对科学技术的单纯辩护或无情批判，向全面审度的转变。要警惕甚至反对科学的虚无主义倾向，也要防止仅仅把科学作为功利性工具，而忽视它作为思想武器的浅薄眼光。而在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定位方面，应坚持基点不动摇、功能有特色、学科要开拓。
它是思想理论课，应该传播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在实现学科功能上，又有自己的特色。同时，自然辩证法课程一定要与时俱进，要符合中国社会实践、科技实践，不能固步自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