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冠肺炎3月份登陆英国时，牛津大学的博士后Michele Veldsman把两岁女儿从托儿所中接了出来。她和丈夫一起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这样他们就可以各自有半天的工作时间。然而，当Veldsman回复完紧急邮件和学生的问题后，已经没剩多少时间可以用来分析数据和写作。“我正在做的许多科研工作确实需要持续集中精力。”她说，而时间严重缺失。几个月来，像Veldsman这样的故事充斥社交媒体。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Michelle Cardel说，在社交媒体上花5分钟就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在经历类似的挣扎。
根据近日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的一项对约4500名美国和欧洲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初几周，与其他科研人员工作时间下降了16%相比，有5岁或5岁以下孩子的科研人员报告说，他们进行研究工作的时间比正常情况少38%；有6岁到11岁孩子的科研人员的工作时间减少了32%。此外，对约3300名巴西学者的调查也发现，作为家长，尤其是年幼儿童的母亲，他们无法按计划提交研究稿件。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动物学副教授Jessica Metcalf说，上述科研人员作为家长遭受的打击并不令人惊讶，但这些数据强调了科学家父母现在需要额外支持的理由。她说：“我的同事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以便在孩子们醒来之前工作。”鉴于上述挑战，许多学者正在推动采取措施，以减轻作为家长的负担。比如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和教职员工上个月致函管理人员，要求尽快重新开放校园日托中心。
美国大学协会主席Mary Sue Coleman则表示，不能用“一刀切”的办法解决家长面临的挑战。例如，研究生和教员可能需要不同形式的支持，方法也可能因学科而异。“我希望大学能真正与那些受到影响的人进行认真地讨论，共同提出一些解决办法。”Coleman说。此外，大学管理者的处境也很艰难。作为大学前校长的Coleman表示，新冠肺炎给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人们谈论的很多问题都需要资金才能解决，而这将是供不应求的，因此解决起来会非常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