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大学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等几所高校先后对几名在校学生进行了处分，其中三名学生被开除，一名学生留校察看一年。由于处分的原因各不相同，处理的结果也轻重有别，因此导致公众对于其中一些问题处理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一般来说，争议产生于对比，以及对处理方式合理性的怀疑。所谓对比，就是把横向的事件或纵向的历史加以比较，它多体现在形式上。对处理方式合理性的怀疑，因为伴随着对合理性的追寻，它更侧重于内容和实质。
现在看来，争议最大的是浙江大学给予因犯强奸罪被法院判刑的学生努某“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决定。因为有争议，所以人们会将它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开除两名作弊学生的处分决定相比较，认定前者处分过轻、后者处分过严。
其实，处理有强奸罪前科的学生与处理作弊完全是两回事儿。一个与刑事犯罪有关，另一个则属于违反校规。对于开除作弊学生的处分方式是否合理的问题，近年来一直存在争议，甚至数次被提告至法院。从法院的判决看，维持与撤销处分的案件数基本持平。撤销处分并不是法院支持学生作弊，主要是由于学校在处理程序上的不规范。
学生告母校，这在以前几乎不可想象，当下却已屡见不鲜。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一种表现，对依法治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学校而言，不仅是订立规章制度要合乎法律，执行过程也一样要依法、合规。而“依法、合规”不只是依照规章制度确定处分等级，在具体执行时也需要有个预判，并且考虑到处理决定的实效和影响。
在面对质疑时，浙江大学有关部门也出示了学校《学生违纪处理办法》，借此表明所做处理均是依规进行。但是，这样的表示恰恰反映出学校在前期处理方式上的草率。按照浙江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被宣告缓刑的”的处理方式有二：一是“给予留校察看”，二是“开除学籍”。据称，校方鉴于努某“系犯罪中止、具有自首情节”，故从轻处理，给予“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
可是，刑事犯罪也要分具体情形，像杀人、强奸、抢劫等犯罪，即便有未遂、中止或者自首情节，也只是构成了法律上“从轻处理”的要件。考虑到这类犯罪的危害性极大、社会影响极坏以及对校园生态的负面影响，“从轻”原则并不适用于校园以及在校的学生。这是从完善规章制度来说的。
就处理方式上看，浙大校方所本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之所以引起媒体一片哗然和质疑，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这名被处理的学生并非“初犯”，而是“屡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是不适合“屡犯”者的。
可见，校方在相关处分决定发布前并没有进行细致的调查，只是在质疑之下，才表示将“开展后续调查”。任何机构都无权拒绝媒体的监督。然而，接受媒体监督是一回事，受媒体影响或者说在舆论压力之下才有进一步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浙大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也是中国大学处分违纪学生时的习惯方式的一个缩影。
不过退一步看，现在学校面临的问题较之以往也要复杂得多。随着大学社会化程度的加深，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也愈加明显。就拿作弊现象来说，它看起来是一个简单而是非分明的问题，但实际上，作弊作为学校与生俱来的痼疾之一，其复杂之处在于，学生作弊的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没有教师不觉得性质严重。
这是就心理上言。从实际情况看，社会上的造假之风让校园中的作弊者进一步失去了耻辱感，作弊现象无论在广度、数量和花样上都较以前更多。面对“法难治众”的局面，各校的反应不一，多数学校的教务管理部门对此都采取驼鸟政策。这也是哈工大（威海）对找人代考和替考的两名学生一并予以开除引人关注的原因。
教育和管理学生本是大学的职责所在。作为教育和管理法治保障的规章制度也应该随着社会发展加以完善，特别是需要剔除不易操作的模糊表述，让教、学双方都明晰、受益。在具体执行和处理上，也应该力戒以往那种大而化之、过于粗放的方式。
从大学对学生的内部处分决定引起广大网友的怒怼也可以看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学作为“神圣学府”的地位和公信力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从每年毕业典礼的演讲中，可以听到许多动人心魄的豪言、充满真诚的劝导以及眼花缭乱的警句，但现在看，人们关注和欣赏的已经不是美妙的话语而是实践这些话语的行为。
高校的公信力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依法、合规地管理学生就是积累公信力的行为之一。它是教育的方式，与政绩、排名、私利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