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美东时间5:01，《纽约时报》评论版发表饶毅评论文章：新冠去世的叔叔和肺科医生的父亲。中文的8因其音似“发”而被视为幸运的数字、444似“死”为坏数字, 520似“我爱你”。向来讨厌迷信的我，非常难过地于5月20日下午4:44分收到微信：纽约皇后区的叔叔厚华（Eric）逝于新冠病毒，他74岁。厚华是药剂师，很可能从取药的病人传来。
三月感染后，他病了两个多月，曾用呼吸机，但最后十天被认为不可治愈后，呼吸机用于救助其他病人。
我家与医药关系不浅，我自己现在北京任职有19个附属医院的医科大学。我学医是因为我有肺科医生的父亲。父亲学医是因为他13岁时，他的母亲因简单的感染而去世。父亲没有预料到，比自己年轻15岁的弟弟逝于自己专科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父亲和厚华第一次分开是1947年。
父亲那年17岁，留在江西南昌继续学业，两岁的厚华、其他弟弟和一个姐姐与其父母从上海渡台湾。二战后，台湾在被日占据50年后回归祖国，有较多工作机会。全家未能预见1949年之后台湾和大陆将长期分离。
父亲在南昌完成医学教育、其后还在上海随最好的肺科医生获得研究生教育。但1960年代的文革使他下放到县城、最后到仅他一个医生的村庄。1972年，父亲到南昌一个主要医院工作。
1970年代中期，祖父经由斐济用一个信封含了两封信寄到父亲以前工作过的一个医院，外面那封信写：敬启者：犬子饶纬华曾在贵院工作，后去农村，能否转此信给他。里面那封是祖父致父亲的信。居然真转到了我父亲。那时我已十几岁，现在还记得祖父的用词和父亲读信时泪流满面的情形。很快，厚华成为他们之间的主要信使。
厚华是我家第一位美国公民，他于1970年代后期到旧金山，被美国的发达所吸引，与他成长的台湾有天壤之别。
1982年，分离35年后的厚华与我父亲兄弟俩重逢。父亲在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医学院心血管研究所进修一年，跟Norman Staub博士做肺水肿的动物实验，后在旧金山总医院随呼吸病和重症医学的权威John Murray博士见习临床和ICU数月。1980年代初期，中国和美国的差别巨大。父亲一直非常感谢UCSF给他的培训、美国人民对他的善良和慷慨。
回南昌后，父亲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全国较早的ICU之一。他还建立了分子医学研究所，是中国最早的之一、如果不是第一的话。
1985年，我跟随父亲和叔叔们（那时叔叔Tim/兴华也移民加州）的脚步，到UCSF念研究生。几年后我弟弟也赴美留学。1990年代，苏联模式坍塌，美国似乎是唯一留存的模式。在美国留学后计划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所以我申请了美国公民，于2000年获得。子女在美国出生。
但发生了9/11事件，美国出现了邪恶的轴线：Dick Chenney（副总统）-Paul Wolfowitz（国防次长）-David Addington（副总统法律顾问）-John Yoo（司法部律师/“虐待备忘”作者）。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任意作为，将他们的法律（其实是不合适的法律、不符合法治）强加于伊拉克、Guantánamo湾基地和其他地方。太多美国人也并不反对。
那一时期对我来说证明美国不是很多人以前认为的民主灯塔。
在芝加哥时我开始探讨如何放弃美国国籍，2007年回中国之后再继续，到2011年完成。这一决定为其后的事件所验证是对的，川普当选总统和川普主义是9/11开始的变化之自然扩展。厚华从未返中国大陆。至2005年他于75岁退休前，父亲治疗了很多呼吸病和ICU的病人。SARS在父亲退休前的2002-2003年发生，他预计SARS或类似的病毒还会发生。我和父亲还在争论此次新冠病毒算不算证明了其预计。
新冠病毒流行后，父亲经常给我寄如何治疗新冠肺炎的建议，让我转给其他医生，包括此次协调早些时候流行中心武汉抗疫的医学领袖。我们家在武汉有12位亲戚、大部分是母亲家的，纽约有6位亲戚、大部分是父亲家的。在武汉的亲戚皆安然无恙，而纽约的厚华去世——去世于当今世界军事上最强大、经济上最富裕、医学上最先进的国家。美国有两个月甚至更多时间可以汲取中国的新冠病毒流行经验，本可以做更多努力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
父亲很难接受弟弟去世的部分原因是认为自己就可以救助弟弟——厚华如果在中国也许就被治愈了。
当新冠在美国和一些国家继续凶猛地流行、在中国偶有小发，美国和中国并不在合作，而在竞争寻找疫苗和其他治疗方式。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父亲的家庭被政治人物的决定而分离。很长时间，美国是更好的生活之地——如果有幸可以选择的话。现在，父亲和叔叔再度分离。这次的结果不能说美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