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澎湃新闻报道了一则新闻。广东茂名，17岁少女小慧举报，自己被父母逼婚嫁给邻村男子。举报当天，小慧还意外获知自己曾考上高中，但父母反对其读书，中考结束后她随父母外出打工，没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多部门介入，退回彩礼，校方也同意小慧以往届生身份旁听复习中考。让人欣慰的是，小慧暂时挣脱了早婚的命运，能够重回学校接受教育。事实上，未成年女孩过早进入婚姻，在中国并不鲜见。
今年6月，发表在《柳叶刀-全球卫生》（The Lancet Global Health）上的一项研究表明，自1990年开始，中国女性早婚早育率有所下降，但2015年却有所反弹。而且早婚早育率与地域、受教育程度、性别比等因素密切相关。
在中国，早婚早育从未消失。本研究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所、墨尔本大学牙科与健康科学学院等多家单位合作进行。
这是一项大型的纵向研究，研究者从中国人口普查（分别在1990、2000和2010年）和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分别在1995、2005和2015年）数据中，提取了15~24岁女性婚姻和生育状况的汇总数据。根据这些数据，研究人员计算了15~19岁年龄组（青少年群体、早婚人群）和20~24岁年龄组的已婚率，并计算出每千名女性的生育数（ASFR）。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规定了最低结婚年龄，女性20岁，男性22岁。新婚姻法关于法定结婚年龄仍维持这个规定。通常，我们把18岁以下男孩或女孩的正式或非正式婚姻关系看作是早婚。研究数据显示，过去近三十年中，中国女性早婚率和早育率有所下降。但自2000年起，早婚早育率有所反弹。鉴于中国的总生育率持续下降，早婚早育率的上升，有些出乎意料。
另外，我国女性早婚率和早育率存在地区差异。
少数民族占比高的地区，早婚早育率相对更高。与其他省份相比，我国西部省份，如新疆、青海，云南、宁夏、贵州和西藏，女性早婚早育的可能性更高。2010年，新疆地区的早婚率为7.8％，是所有省份中最高的，而ASPR最高的地区是云南，为21.3。文化和规范的差异会影响人们对早婚、堕胎和生育的态度。在中国，至少一定程度上，允许少数民族自治地根据当地习俗，制定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政策。
通常，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会提前两年结婚。城乡差异同样明显。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比，农村女孩早婚和早育的可能性更高。2015年，农村地区早婚率和早育率均是城市的3倍多。辍学的农村女孩比上学的同龄人更有可能结婚生子，怀孕也是提早辍学的原因。而在保护因素上，教育的影响显而易见。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女性中，早婚率越高。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女孩，2010年的早婚率甚至高于1990年。
为什么早婚早育率会反弹？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青少年群体数明显减少，2015年为1.86亿，较1990年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由于传统上对男孩的偏爱，1980年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衡。这都对年轻人的婚姻和生育产生了影响。对于这种反弹，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性别比例失衡的人群开始进入所谓的“婚姻市场”。
在男性过剩的背景下，他们可能会寻求其他方法来寻找配偶，如支付高昂的彩礼、寻求更年轻的女孩，甚至从越南等地购买被贩运的新娘等。甚至有研究预测，到本世纪下半叶，性别失衡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婚姻市场”，早婚和早育的风险，很可能会在没有其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继续存在，特别是对农村女孩而言。另一方面，现在的青少年性观念越来越开放，性生活也越来越活跃，但是他们普遍缺乏性知识和可靠的避孕措施。
2009年，中国第一次对青少年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进行了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未婚青年发生性行为的人数显著增加，高危性行为也在增加。在有过性行为的15~24岁未婚青年中，21.4％的人在最近一次性行为期间未使用任何避孕措施。
早婚早育有多重负面影响。对全世界许多年轻女孩而言，早婚早育都是严峻的现实。结婚和生育的时间对女性本身及其子女的健康有重要影响。早婚威胁女性健康。
早婚通常意味着早育，特别是在避孕措施使用率较低的人群中。早婚的女性一生中往往还会有更多的孩子，有的会在少于24月内重复生育，这对女性的身体来说是沉重的负担。由于缺乏计划生育和避孕方面的知识和决策权，早婚女性出现意外怀孕、流产、堕胎或者终止妊娠的情况也会增加。更加严重的是，有研究将早婚与增加的艾滋病、妇科瘘管病、产妇高死亡率和发病率、抑郁症联系起来。早婚还限制了女性的发展。
早婚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而且婚后参加再教育的可能性较低，这意味着她们经常只能从事体力劳动，收入微薄，这限制了她们摆脱贫困的选择。有研究发现，与成年女性相比，早婚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几率也更高，这也意味着早婚女性在婚姻里的幸福感可能大打折扣。而且由于年龄小，对生活或者婚姻的认识不够，再加上个人能力有限，没有经济支撑，她们对这样的婚姻只能是一筹莫展。早育女性的子女健康，及以后的发展也堪忧。
有研究发现，早育与新生儿发育迟缓和体重不足的可能性显著相关，而儿童健康状况存在的额外风险，会加重家庭负担。此外，如果早婚早育导致家庭规模较大，家庭摆脱贫困的能力会降低，这意味着家庭可用资源受到限制，无形之中限定了子女的发展。以上种种表明，早婚早育增加了女性的脆弱性，可能在无形中影响女性一生的命运。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年轻女性结婚和生育时间可能会进一步推迟，但是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将至少持续几十年，未婚青少年的性活动也会增加。正如本次研究发现的，教育对早婚早育的保护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过去几十年中，由于促进教育的政策，中国在区域教育方面的鸿沟已大大缩小，但是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地区，教育参与率仍然堪忧。虽然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没有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
对于20~24岁的女性，2010年的中学教育完成率为44.9％，远低于日本的90.8％和韩国的99.2％。中学教育对青少年女孩尤为重要，特别是要将贫困的女孩留在学校。教育为女孩提供了选择的机会，让她们能够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打破贫困循环。对这些女孩而言，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能够帮助她们在婚姻和性健康上做出遵从内心的、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