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学，即物种的命名，是现代生物学的基础。这听起来可能是一个相当直接的练习，但实际上它复杂且常常具有争议性。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份公认的全球所有物种的名单。对于哺乳动物和鸟类等生物存在竞争性的名单，而其他不太知名的群体则没有。而且，关于什么是物种的定义有30多种。这给生物多样性研究人员以及从事保护、生物安全和野生动物贸易监管等领域的人士带来了困难。
在过去的几年里，全球分类学家之间爆发了一场公开辩论，包括本文的作者和贡献者，关于分类学的规则是否应该改变。双方交换了措辞强烈的回应。甚至有人提出了与斯大林的比较。但最终，我们都友好地解决了争议。在7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们提出了一套新的原则，指导未来可能成为全球物种单一权威名单的内容。这将有助于为后代管理和保护物种。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展示了当相关各方试图找到共同点时，科学争论如何能够被克服。
2017年5月，本文的两位作者Stephen Garnett和Les Christidis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认为分类学需要围绕什么应该被称为物种制定规则，因为目前没有。他们写道，对于一个旨在对自然世界施加秩序的学科，分类学（复杂生物的分类）是非常无序的。分类学家之间有合理的共识，认为物种应代表一个独特的进化谱系。但对于如何定义一个谱系，没有共识。
Garnett和Christidis提议，复杂生物分类学的任何变化应由全球生物学治理的最高机构——国际生物科学联盟（IUBS）监督，该机构将“限制分类学行动的自由”。他们的文章在分类学世界的某些角落引起了不满，包括本文的合著者。这些批评者拒绝了将分类学描述为“无序”的说法。事实上，他们认为有详细的规则围绕物种的命名，由国际动物命名委员会和藻类、真菌和植物命名国际法规等组织管理。
125年来，这些法规几乎被科学家普遍采用。
2018年3月，由Scott Thomson和Richard Pyle领导的183名研究人员在《PLOS Biology》上发表了一篇对《自然》杂志文章的生动回应。他们写道，Garnett和Christidis的IUBS提议在科学诚信方面存在缺陷，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行的。他们认为，通过分类学研究，我们对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分类的理解将继续进步。
任何限制这种进步的系统都与基本科学原则相悖，这些原则依赖于同行评审和社区的后续接受或拒绝，而不是第三方监管。
在另一篇论文中，另一组分类学家指责Garnett和Christidis试图压制科学思想的自由，将他们比作斯大林的科学顾问Trofim Lysenko。这可能是事情的结束。但《PLOS Biology》的编辑Roli Roberts希望将不安转化为建设性的辩论，并邀请Garnett和Christidis做出回应。在文章的来来回回中，我们都找到了共同点。
我们认识到，全球物种名单的强大需求——代表特定时间全球分类学家的共识观点。这样的名单确实存在。例如，生命目录在几乎所有世界物种的名单汇编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但没有关于如何在竞争性的有效命名物种名单之间选择的规则。我们同意需要制定原则来管理哪些内容可以包含在名单中。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命名一个物种，或者决定哪些是有效的，哪些不是。这造成了混乱。这意味着国际上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议，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和《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CMS），对它们旨在保护的物种采取了不同的分类学方法。
我们决定一起工作。在IUBS的资助下，2020年2月，我们在查尔斯达尔文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以确定制定单一、公认的全球物种名单的原则。参与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包括分类学家、科学治理专家、科学哲学家、命名法规的管理者以及如国家物种名单的创建者等分类学用户。
结果是一份包含十项原则的草案，对我们来说，这些原则代表了全球科学治理的理想。这些原则现在将在分类学家和分类学用户的国际研讨会上讨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讨论全球名单可能如何形成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机构来管理它。
我们希望到2030年，以无序开始的科学辩论可能导致一个清晰的治理系统——最终，世界首个认可的全球物种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