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的本能，更是人类得以繁衍壮大的敏锐触觉。然而在烟草面前，这种本能与触觉显得迟钝而麻木。尽管香烟包装上赫然写着“吸烟有害健康”或印刷着恐怖的烂肺图片，吸烟者依然我行我素，对烟草不离不弃；尽管现代医学不断证实吸烟会对人体多个脏器造成损害，但全世界烟民数量仍在不断上升，烟草企业更是无需广告也赚得盆满钵满。
据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2015年的统计显示，全世界11亿吸烟成瘾者中，有约2.5亿来自中国，且中国青少年吸烟的人数增长速度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让中国面临严峻的控烟形势。2015年6月1日起，《北京市控烟条例》正式实施，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环境和室外排队等场合的吸烟行为都被明令禁止。
五六百年前，漂洋过海的烟草改写了世界经济作物的排行榜，也孕育出庞大的吸烟人群。是什么力量推动这一肥大的草叶跨越山海，突破地理环境、政治宗教、文化风俗等的藩篱从美洲一角旅行到全世界的呢？追溯烟草在世界的旅行轨迹，探寻烟草在中国的历史旅行线路，让我们在熟悉烟草前世今生的同时，也多一份自觉控烟的责任。
祭祀神草与治病良药——烟草的欧洲通行证。从植物学角度看，烟草与土豆、胡椒等均属于茄科植物，其原产地在美洲。烟草根叶粗大，但种子非常小，1盎司约有30万粒。烟草家族庞大，按燃烧快慢和吸食方式，可分为雪茄、香烟（卷烟）、鼻烟、嚼烟、旱烟等类型。无论哪种类型的烟草，其主要活性成分都是生物碱尼古丁，这是一种可以麻醉身心和舒缓紧张的化学物质。
从词源上看，烟草的英语tobacco来自葡萄牙语tobaco，而葡萄牙语的这个词汇则是北美印第安语的直接转音，中国明清文献中将烟草称为“淡芭菰”也来源于此。烟草之所以先出现在葡萄牙语中，与其在美洲被发现的过程有关。1492年10月，环游世界的哥伦布首次登陆美洲大陆，来到了今天中美洲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同年11月6日，他的航海日记中出现了烟草的身影。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洲烟草的培育和种植可追溯到6000多年前。人们至今仍能从玛雅人和印加人的建筑与雕刻上发现烟草祭祀和吸食的图画。美国烟草史研究者肖恩·加布指出，早在1492年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这片大陆上就已经弥漫过烟草的味道。如在玛雅文化中，烟草或被放置在祭坛上点燃生烟，或由祭师将吸进口中的烟喷向空中，以向众神表示驯服。
除了祭祀，烟草还被用于治疗病痛。
在早期欧洲探险家的报告中，当地美洲人通过咀嚼、涂抹、吸食烟草等形式应对多种疾病。加拿大植物医学家爱德华发现，印第安人曾将捣碎的烟草叶子制成泥敷以缓解和治疗风湿、喉咙肿痛、皮肤感染和其他肿胀，而且效果不错。此外，直接咀嚼烟草用于治疗牙齿肿痛也在印第安人中颇为流行。而吸入烟草点燃后的烟气，能明显缓解人们的紧张情绪，延迟饥饿感并提振精神，所以在美洲大陆，烟草一度被人们视为“神草”。
巨额税收与战场军需——烟草旅行世界的利器。欧洲上流社会吸烟者的示范与引导，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加入到烟草的迷恋队伍中来，烟草的需求量随之激增。到了17世纪初，烟草重新旅行回北美，并以商业种植的模式悄悄成长。一位名为约翰·罗尔夫的英国农场主远涉重洋，在北美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种植出世界上第一批商品烟草。
烟草贸易如此兴旺，很快刺激了殖民地政府的征税需求。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到的：“烟草制品是生活非必需品，同时又是被广泛消费的商品，可成为征税的理想对象。”与其他商品不同，烟草成本低，需求刚性强，所以烟草的税收从一开始就远远高于其他商品。从17世纪开始，烟草税为北美各殖民地政府带来丰厚的收入。人们用烟草缴纳税收，用烟草换取生活必需品，烟草一度成为第二货币。
另一方面，烟草还引发了地区人种构成的变化，因为不管是种植、养护还是采集收获，烟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以17世纪的北美为例，这里地广人稀，面对烟草业的兴盛，招募大量人口势在必行。最初在北美种植烟草的人大多来自英国的贫苦阶层，他们签下协议，换取前往新世界的船票和未来美好生活的机会。
随后，农场主们发现来自非洲的奴隶更能节约生产成本，于是在1660年，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两个州都通过了奴隶制合法的法律，在随后50年中，黑人人数增长了35％，黑人逐渐成为美洲烟草生产的主要力量。
从“淡芭菰”到“相思草”——烟草的中国旅行。如果说火是人类文明的亮点，烟则是物质燃烧的副产品。与火的热烈温暖相比，烟熏眼刺鼻呛人咽喉，令人感官不快，所以中文里的“乌烟瘴气”“七窍生烟”等成语都带有明显贬义。
当然，“烟火”关系并非绝对，随着文明的进步及宗教意识的发展，中国先民发现火虽明旺亮烈却辐射范围有限，烟则可以袅袅绵延直上云霄，于是人们“柴于上帝”，即在高山上燃火成烟，以与天上神灵进行沟通；又如在烽火台上燃起狼烟，用于传递军情。
从时间上看，明代中晚期，吸食用的烟草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史书中。会稽名医张景岳（1562～1639）在其《景岳全书》记载：“烟草自古未闻。
今自我万历（1573～1620）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皆种之。”从福建广东到江浙两湖，烟草在中国境内的旅行线路在张景岳笔下清晰可见。随后的100年间，烟草以惊人的速度跨越中国的山山水水，“达于天下”。明末，烟草“渐传至九边”。至清康熙年间，烟草已是“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往往有之”，就连偏远的青海都有烟草种植了。
从旅行线路上看，历史学家吴晗考证认为，烟草进入中国的路线最少有三条：其一，由荷兰人从墨西哥传播至菲律宾，菲律宾至中国台湾，再由台湾传至大陆。其二，由葡萄牙人传至印度及西亚和日本，经日本传至朝鲜半岛及中国东部。其三，由布哈拉汗国商人传至西伯利亚，再传至中国北方。
尽管烟草身披“治病救人”的华丽外衣，但不少有识之士仍能透过重重烟雾看到其危害，并发出劝烟和禁烟的振聋发聩之言。
如明末学者方以智就在《物理小识》中明确指出烟草“久服则肺焦，诸药多不效，其症忽吐黄水而死”；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就曾因烟草种植与粮食种植相冲突，实属舍本逐末，而且烟草种植耗费人力较小麦、高粱、稻谷、棉花等要高得多，所以“下禁烟之令，民间私种者问徒，法轻利重，民不奉诏，寻令犯者斩”；清世宗雍正皇帝对烟草的态度与崇祯皇帝相似，他说烟草“于人生日用毫无裨益，而种植必择肥饶善地，尤为妨农之甚也”。
不过对于吸烟成瘾者来说，烟草的确是“相思草”，因为“一刻不见，如隔三秋”，禁烟和戒烟十分不易。2018年，中国烟草利税收入高达1.16万亿人民币，上交国家就有1万亿。一面是烟瘾者的不舍，一面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要控烟、禁烟，真还得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