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媒体，科学家“隐姓埋名”为哪般？科学家与媒体打交道为什么会特别谨慎？如何让科学家放下“戒心”，在关键时刻能对公众发声，安心、放心地做科普？
疫情期间的采访，收到科学家这样的“三连发”是媒体记者的日常。突如其来的疫情下，公众对一些科学疑问希望获得准确的信息，公众需要科学家的科普和阐释。然而，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科学家并不愿意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或者，不愿意在报道中具名。
记者采访科学家“惨遭拒绝”的情形，并非只存在于疫情期间。2019年1月，有媒体发布了一篇题为《光子人工智能芯片助“中国芯”换道超车》的报道，介绍了一种可谓神奇的“光子人工智能芯片”，它的算力是传统电子芯片的1000倍，但功耗只有其1%；而要借此“换道超车”的是一家由多所高校博士生组成的创业团队。
但《中国科学报》经过了解后发现，这种用光子替代电子进行人工智能计算的思路，早在2017年一篇论文中有过报道；所谓的“换道超车”实则是“换道追赶”。同时，上述团队宣传的“摆脱对国外高制程工艺光刻机的依赖”等表述也有偷换概念之嫌。
在对此进行求证时，江浙一所知名高校从事硅基光电子器件研究的教授T向记者解释了其中奥义，并指出光子计算还只是新生事物，存在很多挑战：“媒体可能吹过了，别当真就可以。”
但在记者提出根据其阐释作进一步报道时，他提出了匿名的要求。“不要提出谁说的了，匿名吧，反正也是讨论。”T教授说。
T教授进一步向记者坦露他的顾虑：“这篇报道背后的创业团队发布这个消息就是给投资人看的，投资人都是跟风的，他们不会相信科学如何，只相信是否吸引眼球。”至于他，则“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发表对年轻人持否定态度的言论”。
担心说了不符合专业背景的话，T教授选择匿名发表他的学术意见。《中国科学报》将其观点作为引证出现在后续的报道中后，T教授将该报道转发到他所在的专业群内。结果，收到了许多支持和赞同他的声音。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贾鹤鹏正在做一项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研究。他发现科学家参与公共传播的意愿受到综合因素的影响，其中“害怕我说了不符合我专业背景的话，害怕同行质疑”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除了受圈子内评价的影响外，科学家沉默的原因还来自于公众舆论的压力。贾鹤鹏说：“在疫情期间，科学家跟媒体沟通，格外有顾虑、不安、不信任。”
疫情期间，不少科学家在网络上被“围殴”。一些身处抗疫一线的科学家，在废寝忘食地开展科研攻关，却偏偏成为网络暴力的靶子。
起初，一位被“围殴”的科学家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对这些网络暴力置之不理，“让子弹飞一会儿”。但随着情况的恶化，他选择不再作声。
这杀伤力显然波及到了更多科学家。某研究员在《自然》《细胞》接连发表两篇文章之后，记者联系采访却收到这样的答复：“不报了，把事情做好，不被骂我们就阿弥陀佛了。”
公众误解很“自然”。原本，科学家应该畅通地和媒体充分交流，或发表其科学意见，或解读科技进展。然而，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许多科学家变得不那么愿意“出面”，动辄要求匿名，甚至选择沉默。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人们对病毒认识非常有限，但信息却鱼龙混杂。科学家、科学机构的不愿言、不敢言，进一步加大了公众与科学家之间、与科学真相之间的距离。
但，何至于此？贾鹤鹏说，他在这次研究中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在关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阴谋论盛行的时候，科学家越不认同这种现象，就越愿意参与科普，也就是说科学家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强的维护自己职业尊严感的意愿的，他们愿意发声。“科学家很多时候其实是想客观实在地说明一件事，但媒体、公众对科学认识的解读容易走形。”
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生物学家赵国屏对《中国科学报》说，“但这怪不得任何人，这是不同的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状态。”赵国屏认为，受众的知识水平跨度大，思考问题的立场角度差别更大。在科学传播中发声的科学家，必须准确地把握受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当然这的确很难。
在他看来，做好科学传播，是一件需要科学家和媒体共同努力，逐步提高自身水准的事情。“科学家、媒体进步了，科学传播的受众自然也会不断进步，会有更多人能够理解科学问题和学会科学地思考。”
相较于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家发布的科研进展内容常被公众误解，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陈雪峰认为，这其中存在一个很关键的分歧。“科学家拿出的科研成果，通常都是现有条件下实验室的成果，与现实社会中的应用和解决问题是两码事。”
陈雪峰向《中国科学报》解释说，科研进展通常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工作和阶段性进展，往往不是马上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家在向公众宣传时，如果不够严谨和审慎，就容易被“误伤”。“本来，科研和应用之间就有很长的路要走。”陈雪峰说，就像这次疫情中，有一些对科研成果的介绍，科学家一表达出来，就会被公众认为“马上就能解决问题”，“误伤”就是这么产生的。
陈雪峰同时强调，公众的误会也跟一些媒体在报道中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导向有关。“媒体报道应该避免以吸引眼球为目的。”她提出，首先，媒体要传播事实，而且是事实的本质——把事实讲清楚，而不是一味追求流量，渲染情绪；其次，媒体不应该把个体事件、极端事件泛化为群体、广泛存在的事件，这也会误导公众。“另外，有时候科学家说得很谨慎，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会故意写得很夸张，我们也被折磨过好几回，所以打交道也是很谨慎。
”陈雪峰说。
“媒体—科学家”应多互动。无论是科学家“躲”媒体，还是媒体追求“标题党”而忽略对讲科学问题的条分缕析，在赵国屏看来，都是这两大主体应该主动提高的方面。“科学传播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深刻理解基础上加以简明表达的过程，媒体和科学家都应该把科学问题理解到一定深度，然后，以受众能够正确接受的方式传达出去，既要避免晦涩难懂，更不能让公众误解或者‘过度解读’。”
赵国屏对《中国科学报》说，“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他还特别提出，媒体在报道科学问题时，要讲清楚“但是”。“现在有些媒体认为‘抓眼球’很重要，这其实没错，但这是追求效果，而不是‘初心’；因此，‘抓眼球’也应该客观，还要注意在传播主题范围内的‘全面’。特别是，抓过了眼球以后，要把‘但是’讲清楚，把成果与应用之间的距离与存在的困难讲清楚。”
赵国屏说，“难道你说一点‘困难在路上’，就损害了你前面‘抓眼球’的效果吗？”他举例说，这次疫情，不少媒体抢发新冠疫苗的相关信息，今天“一年研制成功”、明天“今年没希望用上”，搞得公众一头雾水。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了“抓眼球”，不花力气讲清疫苗研发的阶段性，更不讲每个阶段上有可能遇到的问题。“这是媒体在传播科研成果中，为了‘抓眼球’，忘掉了提升全民科学水平的‘初心’。”
当记者提出：科学往往追求严谨，但新闻要报道一切，包括科学。科学的逻辑和新闻传播的逻辑是不是有天然的矛盾？对此，赵国屏不以为然：“我认为就追求报道内容尽可能的准确和全面而言，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但他同时也提到，自己在给媒体写参考材料时，也会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怎样既把科学内容分享出来，又要让读者爱读而不造成误读。“这是需要花大力气的，能够写得准确全面却又能让大众接受的人并不多。”
因此，赵国屏特别强调，科学家要和媒体多互动。“记者经常埋怨科学家‘说了半天听不懂’，我觉得可以直接去跟科学家聊，大家应该充分地沟通。对我来说，只要记者说得对，我会吸取并改进，这对我确实是一种帮助和提升。”赵国屏说，这种充分的沟通非常必要，而且是互利的。
在传播技巧的问题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孙向红给科学家支了一招：有些信息虽然给了一个正确的声音，但也要看大众的心理接受度，至于怎么能够把声音科学地一步一步地传递出去，这有一定的心理策略，不是拍脑袋就做。“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研究的状态，就是怎么能够用心理学一些原理来指导传播，要先知道受众是什么情况，然后一点点地推送，逐步摸索，现在这是比较迫切需要应对的一个问题。”
不过孙向红也表示，以往科学家这方面的训练比较少，还要慢慢来。记者提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是否会针对科学家开展一些相关的培训，让科学家更好地与公众打交道。孙向红说：“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未来看我们能不能组织开设相关培训。”
贾鹤鹏介绍说，在西方，如果碰到一些危机事件，比如哈佛大学或者是大学下面的学院，甚至实验室，都会雇公关公司，对对外传播进行专业的把关。可是这种情形在中国科研体系中还不存在，中国科研机构在处理突发事件以及危机公关上能力比较弱。需要体系的支撑。“科学家和记者之间本来就有天然的文化冲突。
”贾鹤鹏说，科学家对于媒体、记者的角色认知有误解和偏差，有几个原因：第一，科学研究和新闻报道是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科学研究要缓慢，要证据，要精确；媒体要快，要更宏观的东西。科学与新闻之间关系的不合拍，在世界各地都是一致的。第二，在中国绝大多数科学报道实际上是报道科学家的成果，是正面宣传，这就导致了科学家常常认为，媒体总是不负责任地吹牛。
第三，中国科学家普遍不愿意参与争议性问题，而媒体的本性决定了媒体很愿意参与争议问题的报道，这就更加剧了科学家对媒体的抗拒。
虽然全世界的科学家对记者都有拒斥感，“但是在美国，这些年科学家逐渐尝到跟媒体接触的甜头，因此，科学家实际上是愿意牺牲一部分科学的精确性来换取媒体的曝光的”。贾鹤鹏说。甜头就是，基本上科学家的成果被媒体报道之后，其引用率会更高。
另外，西方科研机构越来越多的资金是通过对外的竞争性途径获取的，包括申请社会上的基金、向外募捐，等等，科研机构的知名度越高，就越容易获得资金的支持，所以国外的科学机构现在普遍非常支持科学家跟媒体打交道，甚至还会建立一个很大的传播团队来支持科学家做这件事。这一点与中国不同。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推动科普，让科学家愿意跟媒体合作呢？贾鹤鹏认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要推动体系的变化。“科普管理是中国科研管理的一个部分，但我们缺少对科学传播的评价，没有实质性的政策机制去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到科学传播当中。单靠责任意识、道德意识，是很难推动的。”
贾鹤鹏说，“此外，要通过有序的建设性的传播管理，完善具体的传播环节中的细节，通过科学传播的资源投入，帮助科研机构、科学家学习提升科学传播的能力，减少他们的不安。”
热议 | 科学家与媒体。周忠和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就在两会召开之前，科技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其中在改进项目实施管理的部分提出“将科学普及作为基础研究项目考核的必要条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表示，项目团队在有重要科研成果产出的同时，通过各种形式把这些成果转化成公众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语言传播出去，这一点他一直非常支持。
同时，周忠和并不赞同要求所有科学家都有义务在媒体平台做科学传播、对媒体发声。“在日常工作中，不必要求科研人员都来做科普，这是不现实的。每个科研人员的工作类型、个人兴趣、科普能力、可支配时间都是不同的，需要区别对待。”然而，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种与科学问题密切相关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周忠和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相关学科的、有话语权的科学家，应该也有责任回应社会的关切”。
考虑到现实舆论环境，科学家通过个人发声会有所顾虑，周忠和的建议是，“这时候应该发挥学会、协会的整体力量，可以以学术团体的名义来发声，这样既可以解答公众热切关注的问题，也可以保护科学家个体不会受到过大的舆论压力，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他还提出，对于那些心系社会、敢于发声、理性发声的科学家，所在组织应该为他们提供保护机制。“尤其不能在他们受到非科学的、非理性的网络舆论质疑甚至攻击时，把他们放在舆论面前，让他们独自承受，甚至进一步否定、批评他们的做法。组织要有担当，要让科学家感受到并不是一个人在应对。”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承认科学家群体的科学传播能力是不足的，尤其在面对复杂敏感的公共事件时，科学家常常不知如何表述才能既做好科学引导，又能满足公众的期待。”对此，周忠和希望，一方面媒体科学传播生态能够改善，媒体记者的科学素养能够提高，从而提升媒体报道的科学性，增加科学家对媒体的信任；相应的，科学家的科学传播能力也需要训练提高，要学会如何跟媒体沟通、合作。
袁亚湘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媒体感觉到采访科学家变得困难了，特别是纷纷扰扰的舆论环境下，关于病毒甚至是关于科学家的谣言肆虐时，科学家好像变得更沉默了。
针对特殊时期部分科学家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强调，“千万不要误会，不要认为在社会公共问题上，科学家选择了‘躲避’，甚至认为是科学家的失职”。
袁亚湘说，科学家擅长解决的是科学领域的问题，而“这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公众关切的问题，更是超出了科学范畴”。我们应当听取科学家对其所熟悉的科学问题作出判断或者建议，但是突发事件出现时公众通常更多关注的可能是关于事件的决策。
袁亚湘认为，媒体不应该简单地把有些科学家不接受采访看成是其不尽社会责任的表现，而是应该反思。“也许我的看法有点偏激”，但袁亚湘强调，媒体人一定要好好思考为什么有的科学家不愿意通过媒体发声，因为实际上，热心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关心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家还是大有人在的。
“之所以媒体会感觉很难采访，是不是媒体找的采访对象不合适？所关心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且媒体在传播科学知识时要严谨再严谨，在报道科学家的观点时一定要准确、忠实原意，这样才能得到科学家的信任，这样他们才愿意在媒体上发声。”袁亚湘说。
葛均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公众因为对病毒、对疫情、对如何防控不了解，必然会产生很多疑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认为，此时科学家当然有责任来回应社会关切。“但最好回应的是自己专业领域内的问题，要是涉及的领域自己不熟悉，反而会误导公众。”葛均波强调。
为了让科学家的观点、意见在传播中“不走样”，葛均波也提醒科学家应该把正确的信息传递给受公众信任的、权威的媒体，而不是“经常用累人的话忽悠大家”的媒体。面对媒体的采访，科学家则应该直面问题，比如针对小学生近视的问题，应该传播健康用眼、健康睡眠、健康膳食、健康体质相关知识，以及对屏幕使用时间提出建议，等等。而且科学家在做传播时一般是传递科普知识，所以没有必要太深奥。
针对如何鼓励科学家在关键时刻参与科学传播的问题，葛均波认为，“这是社会责任感的问题，负责任的科学家一直都有”。
凌锋 全国政协委员、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23日，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汇集医卫界同行的五条建议在CCTV13新闻频道的节目中播出。疫情扩大后，她还就“尸体处理”“输入病例控制”“滞留武汉人员收治”“医院筛查流程”“急诊三级防护”“返京人员的集中隔离”“为医护人员请功和追认烈士”等热点问题提出建议，回应社会关切。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我认为科学家有责任，也愿意在重大问题上跟社会公众沟通。”凌锋肯定地说，“问题是媒体常常会各取所需、断章取义，一些不理性的网民又随便乱喷咒骂，置科学家于非常危险的网络暴力的境地。”
为此，她建议，媒体采访要做好功课，提出采访提纲，务必征求专家的同意。发表前一定要让被采访人审阅、同意。而且，根据科学家的意愿，能适当屏蔽网络的评论。她也希望，媒体能以自己的方式或渠道向被采访人反馈发表后的反应，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交流。
在被问到是否应该在体制机制上鼓励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时，凌锋的回答是，“科学家做科普和发表意见是基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内心对真实的追求，不需要什么评价体系的认证和鼓励。关键是要把好事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