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35岁的新冠肺炎康复患者利亚·布隆伯格（Leah Blomberg）来说，她并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被推进ICU的，令她印象深刻的另有其事。“我从未想过醒来之后会是这样的感觉。”她说。有一名护士拿着锯子站在病床边，正在锯断她的四肢。她记得自己曾大声呼救，期间她试着去摸脸，却惊恐地发现她的头骨只剩一半了。“当时我很肯定护士们想杀了我。”布隆伯格这样的经历，普遍存在于ICU病房里的新冠肺炎患者中。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RDS）困扰着所有新冠重症患者，这使得他们必须借助呼吸机来维持呼吸。而在使用呼吸机的患者中，80%都会因为幻觉而产生并不真实的记忆，这种情况也被称作ICU谵妄，其所产生的记忆通常都是可怖的。由于这些记忆都是通过真实的刺激而产生的，所以它们所带来的感受比虚构的噩梦要真实得多——这些感觉“真实得不能更真实了，”杰西·范德鲁夫（Jesse Vanderhoof）说。
范德鲁夫因为新冠肺炎入院，并在ICU病房使用呼吸机治疗了一周。他记得自己看见了死亡。“我当时有了自己正在晕倒的幻觉——我正在慢慢地倒下。我记得很清楚我有了类似 ‘啊，我正在死去’，以及脸着地时一定会很痛的念头。”他还说有一瞬间看到了自己的葬礼，“那真的是很痛苦的经历，我甚至记得在葬礼上看到了我妈妈。”很多ICU的病患都有过关于自己死亡的幻觉，这些幻觉通常包含遭受虐待或者袭击的可怕场景。
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ICU康复中心的心理学家吉姆·杰克森（Jim Jackson）表示，通常来说，这样的经历对于ICU病房的患者来说是很正常的。这些患者在经历严重的大脑机能障碍所带来的幻觉时，会试图用具像化的描述来反应身体上的真实疼痛和所在环境带来的压力。但是这样做所带来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头脑将现实夸大得更可怕了。
“有些神志不清的患者会被送去医院的影像中心做MRI，”杰克森说，“当他们被推进MRI机器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被移到了烤箱里，这形容其实不算太离谱，因为MRI的机器和他们印象里的烤炉确实有隐约相似的地方。”杰克森在ICU康复中心经常会遇到患者有这样的幻觉，也常常会有患者把导管治疗误记为性骚扰。“你不能告诉这些患者，‘你没经历过这些’。
”肺部病危护理医师罗伯特·欧文斯（Robert Owens）说，“他们确确实实能回想起那样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这样的情况是很难治疗的。”这些幻觉从哪儿来？虽然谵妄的神经学原因还有待考证，但是它很有可能是由一连串的因素导致的，例如因为大脑缺氧而引起的低氧血症和镇静剂的使用。
“（使用镇定剂的患者）呈现出的安静的、看起来安详的平静表象，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他们已经入睡的假象，但其实他们的大脑在那时可能异常活跃。”研究大脑机能障碍和危重疾病的精神创伤医师梅尔·帕特尔（Mayur B. Patel）说。（他的团队正在研究包括因为新冠肺炎而去世的已故患者，他们想知道这些患者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我们曾经以为给患者使用镇静类药物，是在保护他们免受创伤后所引起的长期现象的困扰。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副教授乔·比昂维纽（Joe Bienvenu）说，“但其实，这样用镇静剂所带来的后果恰恰相反。”最近的危重病情治疗都尽量减少了镇静剂的用量。医生们尝试尽量避免使用苯二氮类的镇静剂，这种成分被证实特别容易导致谵妄。但是疫情期间药物的短缺，致使医生们不可避免地用到这类药物，加上许多新冠患者需要更长的通气时间，这意味着他们需要被镇静的时间也更长，需要达到的镇静程度通常也更深。
根据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肺部和危重治疗的教授韦斯·伊利（Wes Ely）的描述，新冠大流行让医生们不得不放弃几乎所有可以减轻谵妄的循证干预疗法，因此ICU谵妄的发生率在新冠肺炎患者中急剧上升。杰克森说他非常担心新冠肺炎ICU病房里家属探病稀少的情况。许多研究都表明，家人的陪伴会给病患带来舒适感并免于脱离现实，从而大大减少谵妄的发生。“通常来说，家属可以帮助病患指明什么是现实，什么不是。
家属可以说：‘亲爱的，相信我，你并没有被放进一个烤箱里。我和你一起去的MRI中心。我一直都在那里确保整个检查过程中你都状态良好。’”另一种被医院用来减轻谵妄持续性影响的方法是写ICU日记：家属和医护人员共同完成一本详细记录医院患者日常的日记。当患者出院时，这本日记能帮助他们重铸对于生病期间发生了什么的认知。
家属探视的缺失，超负荷工作的医务人员，再加上镇静剂的加量使用，这些情况让很多医生开始担心，新冠肺炎患者的ICU经历会有长期的影响。“如果你要设计实验让谵妄尽可能的严重，那没有比新冠肺炎更合适的了。新冠肺炎基本就是个谵妄工厂。”伊利说。他的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谵妄是对糟糕的认知、身体和心理情况的一种强有力的预示。
ICU病房的患者在康复后所经历的一系列问题，被称为危重护理后遗症（PICS），在使用呼吸机的患者中最多有33%受到了这种后遗症的影响，在ICU病房住了至少一周的患者中，这个比例达到了50%。而在得了ARDS的患者中，每四个康复患者就有一个会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和战后士兵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率差不多。
最终，心理健康的症状和认知问题使得很多ARDS的康复患者无法恢复工作：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几乎一半的参与者在出院一年之后仍然无法回到之前的工作。“这是一个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的，但是确实存在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伊利说。杰克森认为他治疗的新冠肺炎患者，可能在心理上经历比ARDS患者更严重的问题。“对于死亡的畏惧，尤其是在现在的新冠时期，对于独自死去的恐惧—— 我们认为这些都会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
”如何重建正常生活布隆伯格现在已经出院了。她明白了当时并没有护士想要杀死她，但这并不能让那段记忆失真。除了极度的肌肉无力，布隆伯格还很难入睡。“在看到了那些可怕的事情之后，我感到很害怕。”另一位新冠肺炎康复者菲奥娜·洛温斯坦（Fiona Lowenstein）表示，当时她并不觉得自己在出院时为之后的心理创伤做好了准备。“我感觉到很奇怪，我因为康复被朋友、家人和媒体当作了公众名人。
但我感觉自己内心深处藏了一个不可告人的小秘密——我知道我并没有完全康复。”布列塔尼·洛尼斯（Brittany Lohnes）在2016熬过了ARDS，她也感受过这种被庆祝康复和内心煎熬之间的矛盾。“所有人都在说：‘你康复了！这是个奇迹！’不会有人再接着关心你的心理健康状况。”洛尼斯被病理性重现（flashbacks）、焦虑发作和重度抑郁症困扰了整整一年，直到她决定去看创伤治疗师。
“出院后缺乏情绪方面的康复治疗，这是最难熬的部分。”她说。许多ARDS的康复患者都曾表示，他们为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感到深深的不安。阿曼达·格鲁（Amanda Grow）仍然记得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如何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她从ICU病房出院后折磨了她9个月的。“PTSD的症状令我吃惊，我以为出院了就是都过去了。”她说。首先出现的是关于插管的病理性重现——她被两个护士控制住手臂然后插入了呼吸管。
“如果不是为了治疗，想象一下在其他任何情况下，这样的行为都可以被认为是种虐待了。”接着她开始做噩梦了。“我开始不停在噩梦中挣扎着想要醒过来，我想要醒过来，我想要醒过来。以至于后来我真的希望干脆死在医院就好了。”格鲁为自己的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寻求了帮助，但是康复过程对她而言也是一种漫长的忍耐。“我们总觉得人生病后会恢复如初，但其实不是的。
你的人生中增加了一段经历，然后这段经历会影响你之后人生里的每一个篇章。我很担心新冠肺炎的康复者会经历类似悲伤的崩溃，因为他们必须接受生活已经被改变了的事实。”彼得·吉布（Peter Gibb）从一场几乎致命的山地自行车事故中幸存。从ICU病房出院回到家之后，他也像格鲁一样有过自杀的念头。“我很幸运，我接受治疗的那家医院有ICU出院后的相关护理诊所。
他们会邀请你回到医院，然后和你一起聊聊你的想法，因为你病危时候的病情，和你感受到的一切是有断层的。”吉布漫长的心理康复历程启发他创立了ICUsteps，一个针对受重病影响的患者和家属的支持小组。基于对第一时间写ICU日记的重要性的了解，吉布目前正在开发一款云服务产品，希望全世界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都可以安装。
在美国，每年会有超过500万患者从ICU康复出院，但是全美只有16所ICU出院后的相关护理诊所。在其中最大的两家——范德堡和约翰霍普金斯，已经开始涌入大量的新冠肺炎患者。“临床医生在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健康上做得很好，”吉布说，“但是身体康复和恢复正常生活完全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