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清政府选派官费留美幼童，是为中国留学潮之滥觞，至今已有近150年的历史。这是曾经沉睡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最重要的途径。在这段历史中，曾经有一位美国重量级科学家对中美之间科技教育交流产生了开创性的影响，他就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原院长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普雷斯于2020年1月29日在美国去世。
近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专门撰写了文章Frank Press, A life of magnitude，以纪念他在科学及政治、经济领域作出的独特贡献。文章所提及的，他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所产生的重要交集，值得科学共同体重新忆起。尤其是在当下中美关系面临极大不确定性的特殊时期，从这段故事出发，也许可以为我们再一次理解、思考、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带来启发。
1978年7月初的一天，凌晨3点左右，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被一通越洋电话叫醒。电话的那一头是卡特的科技顾问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兰克·普雷斯，他正在北京，与邓小平在一起。普雷斯报告说，邓小平问卡特，是否接受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学习。卡特答得干脆，告诉他，我们可以接受10万中国学生。当时，中美并未正式建交，但在中国已经掀起的一场改革巨浪中，留学有着和恢复高考一样的地位。
早在1977年，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就主动提出协助华国锋、叶剑英管教育和科学。为此，他专门请来副总理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讨论教育问题。当时他提出，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普雷斯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酝酿中的变革思维。早在1978年1月23日，他便向卡特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应主动与中国开展广泛的科技合作。
而他说服卡特的理由是，同中国开展科技合作对美国有重要利益，其中就包括，在两国具有影响力的年轻一代科技人员之间建立长期联系。尽管这背后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蕴藏的巨大的贸易潜力，及其政治策略的需要，但卡特总统的高级顾问们的确是找到了发展美中关系的突破方向，那就是开展美中科技合作。
1978年3月18日，中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科学技术的地位以及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的同时，对留学提出了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被这番话震撼到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有普雷斯。
作为回应，半月之内，普雷斯就亲率一支美国科技代表团访华，成员包括美国政府所属科学基金会、宇航、农业、卫生、地质、能源、商务等部门和国务的科学家及高级官员。这也是美国向外国派出的“最高规格的科技代表团”。他们的到来给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要以科技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为加速促成留学事宜，邓小平还亲自接见了普雷斯。
回到美国的普雷斯，立即投入到扩大美中科技关系的工作中。8月25日，他和美国25所大学的代表在总统府举行会议讨论，后者愿意立刻接纳50名中国留学生，并在次年提高到500名。仅仅过了一周，普雷斯正式向方毅发出邀请，请中方组团赴美商谈派遣留学生事宜。而大洋彼岸的中国，早就在具体实施办法和留学人员选拔方面进行了准备，并于10月7日至22日，派出中国教育代表团在华盛顿进行了正式谈判。
当时率团叩开中美互派留学生之门的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这位被称为“最了解相对论的中国人”，1924年被清华大学派往美国留学，23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他一直是国内留学政策的支持者和推动者。首次谈判中，周培源的发言意味着，向国外学习会是中国寻求未来发展的一条重要政策。这也表明，在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之后，中国正重新理解、思考、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这次谈判最终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内容囊括了留学性质、交流范围、经费来源、注意事项等诸多方面。11月25日，中国教育代表团在《访美总结报告》中正式提出1978年内“第一批先派进修人员”。1978年12月26日晚，52名统一着装的科研人员依次登上了一架波音707飞机，他们从北京起飞，途经法国巴黎，最终抵达美国旧金山。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几近50岁，平均年龄41岁，其中有6名是女性。
这是因为当时国力有限，寄希望于尽快获得成效，首批派出留学生以进修生为主，都是高校、研究所已经有了相当水平的教师、工程师。在那个国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350元的年代，这群留学生半年的预算就达到了30万美元。跟随他们一起漂洋过海的，是整个国家的理想、抱负。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一个月后，这群留学生又亲历了中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
邓小平率团出访美国，并在1月31日与卡特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和文化协定》，将1978年同美方谈判的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变成了正式协议。
从此，中国的留学浪潮真正按下了重启键。但是，早年能派出的留学人员数量十分有限。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人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李佩在国家出钱公派之外，想方设法地开拓了“资助公派”渠道，为更多科研人员有机会留学打开了新的大门。中科院原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就曾是这支大军中的一个。
那是1981年10月18日，刚踏上美利坚的国土，所见所闻，无不给他以强烈的震撼——“仿佛来到了另一个星球”。“到处都是高速公路，还有成片成片的草坪绿茵。”郭传杰回忆，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叫做“超市”的地方，琳琅满目的各色货物摆满了货架，随人挑选。而当时，在北京，“高速公路”“超市”的词儿都没听说过。一时间，各种文化、观念的碰撞异常强烈，但人的眼界也因此得到了飞速的拓展。
科研人员最关心的自然还是他们的业务问题。在康奈尔大学，郭传杰从事的是计算化学研究，具体方向是用计算机专家系统解释复杂的化学结构。这在国内几乎是个空白，而在美国，科研人员已经在使用世界最先进的IBM370系统了。当郭传杰第一天见到导师、美国科学院院士F.Mclafferty时，老师就问他：“你准备开始做什么课题？”“我想先查查有关文献。”“需要多久？”“一个月吧。”“最多两天！
不用看别人的，看看我们自己的就行，这儿就是最前沿。”废寝忘食的学习、思考和研究，几乎是那个阶段中国留学生生活的唯一写照。郭传杰说，也正是因为这段高强度的学术训练，以及各种跨文化的交流体验，留学生们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迅速取得了进步，以中国人特有的勤奋和智慧，赢得了学术同行的认可。相较于学术生态自身的包容与开放，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环境往往并不总是那么和缓平静的。
郭传杰清楚地记得，当年留学生们也一度接到我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口头通知，要做好随时“回家”的思想准备。
两年后，当郭传杰回到国内，留学浪潮又迎来了新的历史节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家正式开放了自费留学政策，“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总体方针，让留学人员数量真正开始走向井喷式发展。据《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状况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统计，到2020年，改革开放后累计出国人数将达到900多万人。其中，2002~2012年，我国留学人员平均年增长率为16.16%。
中国人出国留学，如果从1872年清政府选派官费留美幼童算起，至今已有近150年的历史了。不同历史时期，从人员规模到年龄构成，从留学方式到学科、职业选择，从留学理念到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提到，留学人才的去留之间，是个不得不提的话题。在蓝皮书中可以看到，从1979年到2000年，中国公派留学生超过45万人，但归国的仅有13万人，不到三分之一。
究其原因，他认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西方经济文化的差距使得归国吸引力不足。但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善、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海归”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回流人数也明显增加。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留学都是“重塑”中国的一条重要途径。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孙中山、詹天佑、蔡元培、陈独秀、周恩来、邓小平、李四光、严济慈、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等一系列在百年留学史中灿若星辰的人物，无一不是历史变革的引领者、创造者。历史延续到今天，蓝皮书中提到，有8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77%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62%的博士生导师和71%的国家级教学研究基地主任都曾有留学经历。
在王扬宗看来，留学归国投身于科教领域的人才，为近代以来中国基础科学与技术革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学科体系的建设、创新人才的培养、缩短中国科研水平与国际水平的差距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可忽视的是，大量没有归国而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事实上也大大充实了当地科研人才的队伍。”王扬宗认为。
打通、维护中西方留学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直到今天，美国等发达国家始终对留学领域的选择有所保留，一些尖端敏感的学科开放程度较低，甚至采取封锁的做法。可无论未来会遇到何种困难和阻力，郭传杰认为，在留学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当年改革开放所提出的“思想开阔，开大门，走大路”的原则。“自然科学的理论与社会的实践都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封闭的系统，其前途只会走向落后、消亡。
而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我们，正是因为国家一直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努力理解并实践着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