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Julie Sperling白天的身份是她自己口中的“一个官僚”，每天要浏览各种来自新闻和研究的气候变化报道，面对漫无边际、令人陷入视觉疲劳的危机信息，这位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的政策分析师陷入了深深疑惑，她想到的是，“如果我的双眼都已经饱和，那么别人呢？”
但是那一天，直觉拯救了她的困惑。在看完了一篇糟糕的文章——不是说文章本身有多糟糕，而是它所披露的事实比科学家先前的预测还要糟糕——之后，Sperling开始认真考虑这种可能：给人们看一些更有形、更直观的东西，是不是比只有简单的文字要好许多。
澳大利亚著名的公共伦理专家和思想家Clive Hamilton在其著作《一个物种的安魂曲：为何我们抵制气候变化的真相》中，讨论过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在现实当中遇到的传播难题。他指出，因为有着各种利益方的参与，还有一些历史原因，我们遇到的狡辩和否认，形式之多已经超出了科学家们的想象。
在现实世界中，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长时间的理性来理解这其中的复杂成因和应对策略，他们往往只有被文化商品激起的一时情绪，像是《后天》、《全球风暴》等灾难电影，对于大众来说只是一个娱乐，从来没有给出有效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建议。
这当中有一种很难掌握的平衡，如何向大众提供更多的事实，又不使得他们被情绪带偏。
Julie Sperling决定试试艺术作为一种手段。
她不仅拥有滑铁卢大学环境与资源研究、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研究的本科学位，并且还修完了该校的地理硕士。她选择了马赛克镶嵌这种不常见的形式，很重要的一点，它是材料驱动的。除了在颜色、纹理、反射等视觉方面能提供独特的观感之外，这些材料的来源与含义也可以说出动人的故事，比如煤炭直接可以用作化石燃料行业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代表，而在描述海洋酸化的时候，可以选择经过腐蚀降解的贝壳。
此外，镶嵌中线条运动和流动的规则，也非常适合用来讲述原理。
自从2016年推出“一边罗马大火，一边继续弹琴”（Fiddling While Rome Burns）系列作品以来，Julie Sperling已经获得过2016国际马赛克艺术评审员选择奖和2018马赛克艺术国际的最佳场域及建筑马赛克奖等重要的行业大奖，关注点始终集中在全球变暖下的人类命运，以及人类世下的时代特征与挑战。当然她并不盲目认定这就是解决方案，她明白，这是一项需要一直做下去工作。
这个作品向人们解释了为什么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世界各地的洪水和旱灾同时在上升，正所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通常而言，温暖的空气会增加蒸发并能够容纳更多的水，随着温度普遍升高，水分也会更多被吸收到大气，并长时间保持在其中，这使得土地得不到水分而增加了干旱的风险。而当降水最终来临时，强度就会更高，从而洪水泛滥的风险也增加了。
此外，温度升高也意味着更多的降雨而不是降雪，这又会减少一些地区依靠高山积雪融化而来的夏季水资源。因此，我们面临的就是这么个更温暖、更干燥、更干旱也更易发生洪水的世界。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地球及其系统也并非100%可预测，总会有波动和意外，偶尔也会有大的变动。而现在的问题是，人类正在把这个星球推到极限，它的自然系统越来越敏感，越来越不能承受一丁点冲击，所以不要说预测了，根本处处是意外。最终，整个系统将陷入崩溃，然后进行重组找到新的平衡。新的平衡可能会让地球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正常”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喜欢它，或者反过来说，它不一定喜欢我们。
系统状态发生突然转变的点叫做临界点。事实上，几乎所有科学家谈论的临界点都与气候有关，这其中包括：极地冰原的消失，印度和西非越来越难以预测的夏季风，或者亚马逊雨林的枯死，等等。虽然冰盖、季风和热带雨林似乎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但毫无疑问，临界点的到来会影响到我们的基本生存，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健康和安全。
如果它们在一些地区造成难以维持的生活状况，那么冲突和气候难民便有可能将这些扩大到境外。
这个作品根据的是杜克大学的一项研究，它量化了山顶移除采矿对阿巴拉契亚山脉——北美洲东部的一座山系，南起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北至加拿大的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的不良影响。
山顶采矿的物理效应类似于火山喷发，在火山喷发中，整个景观被破坏、加深，并与先前的景观演化轨迹脱钩；而在山顶开采中，为了发现地表以下的煤层采矿公司会让人把基岩炸开，多余的岩石沉积在附近的山谷中，还有大量木材会被焚毁和非法倾倒在此，形成所谓山谷填充物。它们的面积相当于成千上万个奥林匹克游泳池的大小，甚至会覆盖并阻塞水道，据官方机构估计，总的延绵长度超过了密西西比河全长。
每个星期都大约有四个人因为反抗那些侵占他们传统土地和资源、威胁环境的势力（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工业）而被杀害，而杀害他们的人往往逍遥法外。2017年，全球共有201起谋杀案，其中农业综合企业和矿业部门的谋杀案最多（各40起），拉丁美洲尤其巴西是最危险的地方。
非营利组织“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多年来一直在追踪这些谋杀案，而且他们统计的方法还是相对保守的，这意味着全球每年被杀的环保卫士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绿色研究所的执行董事、澳大利亚学者Tim Hollo在《卫报》专栏中写道：两个世纪的贪婪、自私和短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远远不够友好的世界，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我们只有团结在一起。在未来几年里，我们惟一能选择的是在自然世界中培育出富有弹性、凝聚力、合作、公平的社区。这篇标题为《当气候崩溃时，我们要么站在一起，要么独自灭亡》的文章所倡导的行动方向正是Julie Sperling所认同的解决方式。
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此后漫长岁月中，人类能否降低碳排放，减轻地球负担，克服各种风暴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办法形成卓有成效的互助。当我们以社区的方式紧密联系并且高度合作、包容、互惠和关怀时，就能通过分享物资和技术来自救，并帮助那些最弱势的群体。在热浪，洪水或暴风雪等极端气候事件面前，这样做尤其重要。
Sperling相信这是关于公平与公正的，因为环境问题在本质上是植根于殖民主义、奴隶制、歧视和不平等的正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