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滨海被赋予了太多诸如“宜人”、“富饶”之类的溢美之词，但谁也不能忘记，这里是陆地和海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态圈激烈碰撞的边境。从空中俯瞰一片海岸带，出人意料的是，海岸带并未成为生命的禁区，反而，它无比繁荣。
扎根在海陆交界的这条狭窄生境上，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里的生物都需要应对多重压力，植物需要耐受盐碱，滩涂和礁石上的蟹和贝类需要应对太阳的炙烤，浪花中浮动的幼鱼和卵也常常被过量的悬浊颗粒物夺去生命，但这一切都很值得——海岸带充裕的光照和来自陆地的无机盐滋养着浮游生物，礁石上的贝类不需要费多少精力，只要守株待兔就能大快朵颐；盐碱的滩涂阻挡了绝大多数竞争对手，耐盐的植物尽可以独享宝贵的光照；植被和食物的繁茂吸引了迁徙鸟类驻足，在漫长的归途上，连绵的海岸线是信标，也是驿站；而对于海龟、鳍足动物来说，这里还是延续族群的育婴所。
千百万年来，狭窄漫长的海岸带一直是这些生物生息繁衍的家，不消说日复一日的潮汐变化，就是地质时代动辄几十上百公里的海侵、海退也从未将它们击垮。海岸动荡不息，海岸带的生物，则是适应动荡的行家。直到人类的出现，给海岸带来难以愈合的迅速变化。
在今天，全世界44%的人口生活在距离海岸150公里之内，而这一趋势还是不断加速，十几年前的一项研究认为，1995-2006年间，全球生活在海岸线100公里内的人口增长了35%。仅仅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就见证了许多个“从渔村到都会”的传奇故事——新加坡、青岛和香港莫不如此。
当这些沿海城市在短短几十年中迅速膨胀，人口和规模轻松超越许多千年古城时，它们却不能像端坐在平原上的长安、巴比伦一样向四面八方匀速扩张——城市的海岸线限制了它的成长，填海造陆似乎成了拓展城市空间的唯一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的围填海工程，每一时期都有鲜明的特点。
建国后的第一次围填海高峰始自60-70年代，当时的填海目的是为了围海造田，随后的80-90年代，圈围水产养殖池的热潮更盛，而这两种目的最青睐的海岸就是沿海的滩涂湿地。占据全国海岸线总长46%的滩涂湿地曾是中国最常见的海岸形态，面积曾达到22万平方公里，然而仅仅经过这两次围填海工程，天然滩涂湿地的面积就减少了55%。取而代之的，要么是盐田、鱼塘这样的人工湿地，要么是完全退化为陆地的农垦区。
从2003年开始，渤海湾西畔就成了大型吹沙造陆设备的比武场。曹妃甸，原本是唐山滦南县近海的一座沙岛，因岛上有唐太宗为曹姓妃子建造的纪念殿而得名。在此之前，曹妃甸附近的海岸已经经历了人工改造，这里的南堡盐场是长芦盐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年3月，一条通向沙岛的公路工程，拉开了雄心勃勃的填海工程的序幕。
从盐场的人造海岸线开始，填海的规模日渐庞大，最远端距离原来的海岸线竟有17公里之多，迄今为止，曹妃甸的海面上已经冒出了170平方公里的土地，原本在中国港口版图上寂寂无名的唐山港，也一跃成为世界级港口。
围填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沿海地区的人地矛盾，但在有些情况下，它也会产生新的人地矛盾。上世纪80年代，山东无棣县与沾化县通过大规模的围填海工程，使人工海岸线向海推进了几十公里，但在1997和2003年，当风暴潮来袭时，失去了广阔潮间带阻挡的新造土地直面潮水，两县5万公顷土地被海水淹没。
单纯从环境影响的角度来看，填海造陆对生态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则是毁灭性的。海岸带狭长，却十分宝贵，人工海岸对自然海岸的替代，导致一些物种栖息地被直接围填、掩埋，进而引发当地生态的崩溃。自1981年开始，江苏竹港垦区开始围垦沿海滩涂，不仅消灭了滩涂上的贝类和沙蚕，适应性更顽强的蟹也迅速消失。
好在，在如此严厉的监管下，情况正在有所缓解。1990年，在开启围填海700年后，荷兰人掘开了南部西斯海尔德水道两岸的部分堤坝，一片围海得来的田地再次被海水淹没。2016年11月，山东日照的石臼港区1.8公里的煤炭码头退港还海，成为全国首个港口工业岸线退港还海的先例。
如同栖息在海岸带上的生灵们一样，人类也在适应海岸带的变化。作为一种智慧的生物，我们也应当学会在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之前，学着和自然和谐地对话。当我们愈发期盼“绿水青山”的秀美未来图景时，也一定不要忘记，点缀在海陆交界的礁石、泥滩和红树林，也应当被用同样的视角审视更丰富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