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本该是重要而忙碌的一年。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伊娜特·列夫（Einat Lev）本来计划去夏威夷和阿拉斯加进行实地考察，提交一份重要的研究计划书，然后完成申请终身教职所需的论文。到了9月份，她将接受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过了就能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地震学副教授。可是现在，在家办公的同时，她7岁的女儿也在家。以前她每天工作10小时，而在疫情期间，她每天只能工作4小时。
列夫的一位男同事与列夫参加工作的年份差不多。他的妻子是个全职太太，负责在家照顾小孩。而列夫的丈夫有自己的全职工作。对这位男同事而言，在家隔离的日子反而让他有时间专注于写作。疫情期间，女性的论文产量减少了。在家隔离的生活开始了一个半月之后，学术期刊的编辑们注意到了一个趋势：因为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女性投递的论文似乎变少了。
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管理学教授莱斯利·冈萨雷斯（Leslie Gonzales）认为，这有可能打乱女性学者的职业发展。冈萨雷斯教授专注于研究让学术领域更加多元化的策略。想想看，当学校要决定授予终身教职的时候，将如何评估候选人在疫情期间的成就？冈萨雷斯教授认为，把一个家里有全职太太的白人男性学者的工作效率当作是评判基准，是不合适的。
天体物理学研究员安迪·凯西（Andy Casey）也发现，在天体物理学领域中，疫情对男女性学者造成的影响似乎是不一样的。他分析了提交给天体物理学“预印本服务器”的论文数量，学者们通常会在“预印本服务器”上发布论文的早期版本。接着，他将2020年1月至4月的数据与往年同期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女性学者的论文产出减少了50%。
因为女性学者在天体物理学领域本来就是少数群体，所以编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下降趋势。
其他领域的编辑们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情况。有编辑表示，自己从未见过女性学者投递的论文数量如此之低。也有的编辑发现，他们今年收到的女性学者的投稿数量与去年持平，但男性的投稿数量却增加了50%以上。一位期刊编辑表示，三月份，女性投递的论文数量之少，前所未见。
冈萨雷斯教授认为，这其实反映了学术界的普遍情况，即如果男性和女性都在家里，男性总“有办法”来做更多的学术工作。研究发现，同样是在孩子出生后申请延期一年，男性教授的职业成就会远远超过女教授。因为在这期间，女同事主要还是把时间花在照顾孩子上。有些育儿责任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例如，如果女性选择母乳喂养，那她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喂养孩子，此外，女性分娩后也需要时间恢复身体。
而学术写作和研究需要“专门用来创作的时间与空间”，断断续续的话，你是写不出来的，人类学副教授艾丽卡·威廉姆斯（Erica Williams）解释道。
疫情，给不同的群体造成了不同的影响。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有这样的一年延期育儿政策。冈萨雷斯教授认为这很好，但是，这还不够。延期依然不是论文产量下降的”合理原因”。
一个在家带孩子的女性工作者即使延期一年，评审人员可能还是会问她，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就。冈萨雷斯教授认为，在未来几年中，每一份终身教职申请中都应该加一封信，要求评审人员考虑到“疫情给不同的性别和种族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影响。”她表示，评审人员应该考虑到每个申请人的个人情况。
正在准备申请终身教职、需要提交论文的列夫很担心。她觉得评审委员会的人肯定会想：“在家呆了四个月，你为什么不写论文？”白天，她要帮女儿上学校的线上课程。等课上完，她又得带女儿去做其他活动。白天的时候，她根本没有大段的独处时间。她试着在女儿晚上睡觉后去工作，可是到了那时候，她已经太累了，做不了过于耗费脑力的工作。列夫认为，带一天小孩，比去上一天班累多了。
列夫也担忧，别人并不能完全体会她的感受，人们只是觉得“大家都很难，都呆在家里，紧张不安”。资深同事大都比她年长，孩子已经很大了，和她的处境完全不同。还有些担忧着同样事情的女性研究者不愿公开发表意见，担心这会伤害到自己的终身教职申请。列夫开始记录她每天的日常，写下每天和女儿相处了多少个小时，而她可以工作的时间又有多少个小时。说她在疫情期间没有足够“产出”的人，就可以看看她每天能够工作的时间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