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这个讨论话题在微博上忽然成为了热点。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中，“代孕母”的境况成为了一个核心话题——在合法化的地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相当多的代孕母亲是迫于经济压力进入这个行业，且因为经济和社会上的弱势而被层层盘剥。她们的处境令人心酸。
@游识猷 在文章里介绍了哥廷根大学人类学教授 Sheela Saravanan 写印度代孕母的书，结论让人揪心——在印度，代孕让最贫困脆弱的一群女性经历更大的痛苦，侵犯了她们的身心与权利。
当然，对于这个结论，也有不少反对声音。有一个观点很普遍，也有一定道理：“既然她们都这么穷，你怎么帮她们脱贫？不让代孕，是不是也是断了她们的一个财路？”毫无疑问，在不发达地区农村代孕产业这个问题上，穷的确是万恶之源。然而，妇女的贫穷也不仅仅是贫穷本身造成的，还有看不见的不平等、偏见与传统捆绑。但这些也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如何给她们提供更好的选择，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去年9月，我在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守卫者”年会上，听梅琳达·盖茨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 NGO 慈善组织去非洲喀麦隆的农村扶贫，给一些牲畜幼崽让村里的农民养，养大了之后不仅能吃肉，有了小牲畜之后还能够送到市场上卖钱。组织在让农民们领牲畜回家的时候，也顺便给他们做了个培训，告诉他们怎么养。但过了一阵之后，这个组织发现，当地农民很难养活这些牲畜崽子。
后来经过一番调查，结果发现，喀麦隆农村的传统，是让男人代表家庭处理对外事务。所以，领牲畜、接受培训，都是男人去。然而，男人把崽子领回家，就直接丢给女人了，因为在家照顾牲畜，是女人的职责。性别角色成为了扶贫的致命点。组织者又费了好大劲儿，才说服当地男性，让自己的老婆去接受培训。后来，牲畜的存活率果然提高了，也成功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与福利。
另外一个组织，则在非洲某地推广番茄种植。
他们决定主要面向女性推广，让她们能够在后院种番茄，给家里提供营养、同时也能拿到市场上售卖。土地有了，种子有了，渠道有了，培训材料有了，但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出在哪儿么？出在收音机上。这个组织决定用收音机的形式为女性提供培训，因为大部分人不识字，而电视又太贵，收音机相对比较普及。但是，他们发现，必须找出一个合适的时间来播这个培训节目。
这个时间，需要能让女性有自主支配收音机的机会，而不是被家里的男人占着收音机。这些都是细节，细节中的细节，也在暗中扼住了女性向上走的瓶颈。你不去拿脚走、拿嘴跟她们说话，你根本不晓得。而有时候，改变了这些细节，就能像推倒多米诺一样，带来一系列积极的进步。
2011年的世界粮农组织的研究表明，女性农民比男性在农业产出上要低20-30%左右，但若是她们受过跟男性一样的教育，拥有同等的资源和信息，那其实是没有这个差距的。所以，若是给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农民同等的机会和资源，这部分的增产，能够喂饱大概1亿多人。那么，怎么给呢？其中一个课题，是解决女性的时间和精力问题。在农村，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这占据了她们大部分的事件。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男女家务劳动时间都是女性比男性多，最好的是挪威，每天男性做3小时家务，只比女性少半个小时。而越是落后的地方，这个比率越糟，印度女性平均每天要花6个小时在家务上，男性不到1小时。而全球男性花在娱乐或社交上的时间，比女性要高不少。换句话说，男人比女人要“闲”（当然，不是说这些“闲”就没用）。
而且，在非洲这种地方，往来取水就得走半小时一小时，我们一拧微波炉的功夫，等于人家花好大劲砍柴做饭生火。女人大部分时间花在家务上，就等于这些花出去的精力都是不算钱的（也就是经济学上讲的 unpaid work），她们没有太多机会去学习，去交流种地技巧，去做点儿自己的生意等等，这些能真正带来财富和地位的事情。
而若是对家里经济没有贡献，那她们在家也没有话语权，没有权力支配家庭财务去投资，长此以往，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若是能够让家庭共同决策，让男性分担一部分家务和育儿，女性完全可以挣更多钱（不要躺平说不可能，在非洲马拉维农村那种极度落后保守的地方，家庭社工都能获得一些成功，改变不少妇女的家庭地位）。
或者，社会可以给女性提供足够多的技术支持，减少家务劳动的时间，比如天然气炉子和自来水，这些都能更大地让女性获益、解放劳动力。
如果男性帮不了太多，女性自己也可以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互帮互助。
梅琳达在她的书 The Moment of Lift 里讲，她有一次去印度贾坎德邦（一个巨穷的邦），那边有一个叫 PRADAN 的组织，深入印度农村，一家家劝说让女性出门，十几个女性，每周聚会一次，交流种地经验，互通有无，拿出一点点钱凑在一起。若是其中一家需要买点儿啥，小组就借给她，让她不必屈尊找丈夫，比如给小孩买书，或者买好一点的种子和家禽。这些妇女，无一例外，家里都有吃了上顿顾不了下顿的日子。
然而互助小组成立仅一年，几乎每家都能拿点儿东西去市场上卖了。甚至，这一群妇女还在当地有了议价权，她们一起呼吁村里修路、通自来水，这样她们能更方便地做家务、去市场交易。
诸如此类，很多脱贫的办法其实不复杂，但最最困难的一环，是听女性本身怎么说，是去了解她们的处境，而不是脑补她们要啥不要啥。
提升地位，分担家务，提供小贷，教授技术，形成互助……这些哪一条不比摇着头对她们说“唉，你们去搞代孕吧来钱快”要好呢？代孕或者人口贩卖的法律，当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命运；一个贫困的妇女和她的孩子陷入人口贩卖、强迫性工作或者代孕，都不完全是某条法律法规、某个资本或者某个男人的错，而是这个社会存在的深刻的不平等以及压迫。想要瓦解这个结构，就必须多管齐下。
想让这些改变发生，需要研究一时一地的条件，需要相当扎实的社区工作以及研究。这个社会是一个完整的、复杂的整体，我们不仅需要关注顶层的制度设计，也需要倾听每个人的需求和处境。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些变化可以带来彻底的改变，在一个矛盾重重的世界，我们需要一些勇气去做真正的“理性客观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