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卡拉什尼科夫（泛指AK系列枪械）在70年代来到这里，羚羊就越来越少了。在给IUCN羚羊专家组引路时，生活在 Ban Tuyo 村的老人回忆里夹杂着抱怨。它们消失在非洲之角。在老人跌宕的一生里，自己脚下的土地更迭过许多名字。在他年轻时，这里还是英国的殖民地。1960年代初，争取到独立的故土和临近的意大利殖民地合二为一，新生的国家也曾燃起过希望的光辉。然而，紧随而来的军事政变让生活重新陷入动荡。
持续的战乱让曾经吸引无数埃及、波斯和东亚商人的乳香和没药之邦，变成了后来人人避之不及的“海盗之国”。虽然还不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但 Ban Tuyo 村所在的西北索马里5省已经在1991年取得了事实上的独立。今天，这里被称为索马里兰。和东部的索马里不同，索马里兰的势态相对平稳，但战乱带来的伤痕依旧无法被忽视。干旱炎热的非洲之角一直被视为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地区，这里生活着大量特有的动植物。
在1880年代，英国的殖民地行政官员们在此游猎，留下了至少13种羚羊的记录。然而从2010年起，IUCN羚羊专家组在历时14天、行程2000公里的深入考察后，发现眼前的景象与100年前截然不同。除林犬羚外，其他羚羊的种群规模和分布区域已大为萎缩，而曾被记载为“到处都是”的东非剑羚，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无论在当地老人的回忆里，还是在殖民时代的狩猎记录中，成群游荡在东非灌木丛中的东非剑羚都不曾是多么罕见的动物。半干旱和干旱的草原给许多食草动物的生存设下了考验，但长期演化赋予了东非剑羚适应这里的法宝。在短暂的雨季，剑羚啃食鲜嫩的草芽，而在难熬的其他时日里，多汁的块茎成了剑羚摄取水分的保证——想要刨出干涸地表下的块茎并不容易，但对体态壮硕、前肢强健的东非剑羚来说，这也没有太难。
当然，想要悠然度过非洲之角的旱季，仅仅取水是不够的。为了防止水分随汗液流逝，主动提升体温成为极端的办法，一些成年剑羚的体温甚至可以达到46.5℃。特殊的适应性造就了东非剑羚的辉煌。在殖民官员的记载中，英属索马里兰的东非剑羚种群非常繁茂，1898年的一封信函中提到：“每年3月，这里都会有大群的羚羊……成百上千……数量非常之多。”今天的研究发现，东非剑羚似乎更偏好组成四五十头的小群体。
我们暂时无法得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群体规模上的差别，是彼时的羚羊数量足以支撑更大的群体，还是在同一片草原上生活着几十个不同的族群？不管怎样，这些头顶笔直锐角的生物在草原奔腾的景象，一定给记录者留下深深的印象。世代与剑羚共处的伊萨克人（Isaaq）对东非剑羚的生命活力最为推崇。旧时代的伊萨克女性随身佩戴剑羚角制作的护身符，孔武的男儿则以拥有一面剑羚皮制作的 Gãschãn 圆盾为荣。
伊萨克人认为，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繁衍生息的剑羚是护佑族人的图腾。然而东非剑羚的现状让这种护佑的寓意倍显尴尬。索马里的伊萨克人并非唯一怀念东非剑羚的原住民，在几十年前还能时常见到剑羚群身影的厄立特里亚、苏丹和乌干达境内，已经多年没有关于它们的报道；而自2002年后，吉布提西部加马雷高原的最后一群东非剑羚也无影无踪。今天，人们只能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部分保护区内瞻仰“神兽”的风采。
由于长期被认为是南非剑羚的亚种，各国对东非剑羚的研究和种群统计并不详细。根据IUCN的估算，1990年代中期，东非各国还有34000头，其中指名亚种26000头左右，Oryx beisa callotis 亚种8000头左右；而2015年的航空调查报告认为，短短20年后，总数就下滑了65%。保有东非剑羚最大栖息地的肯尼亚，官方统计的数据更为惊人。
20世纪70年代末，在该国北部还至少生活着36000头东非剑羚，而今天的数字只在10000左右；生活在肯尼亚南部的 Oryx beisa callotis 亚种更是从27000头锐减到不足5000头。2016年，一支国际研究团队试图揭开发生在剑羚以及其他已经受到保护、却依旧呈现下滑趋势的野生动物身上的谜团。
经年的数据对比呈现出一条潜在的规律：无论在索马里还是肯尼亚，剑羚的种群下降总是和牲畜的数量增加同时发生。1977年到2016年间，在肯尼亚的21个畜牧地区（土地面积占到了肯尼亚的88%左右），野生动物数量下滑了68%；而这些地区的牲畜数量出现了76%（山羊和绵羊）、13%（骆驼）和7%（驴）的增长，主要畜牧品类中，只有牛出现了25%的下滑。
肯尼亚、索马里兰以及其他分布有东非剑羚的国家，国土大部为干旱少雨的稀树草原，炎热且降水量波动的土地并不适合发展像中国这样的可持续作物生产。畜牧业就成为其农业根基。在这些国家中，政局稳定、经济基础较好的肯尼亚的农业发展最为迅猛，背后的动力则是该国迅速增长的人口。最近几十年，肯尼亚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3%，总人口也已经达到5000万的新高。
人口和农业规模的双重增长在牧民人口上得以体现，在1962年至2009年间，肯尼亚从事畜牧养殖的人口翻了8倍，1990年至2015年间又翻了一番。有趣的是，与野生动物相关的旅游也是肯尼亚的支柱产业，由此带来的直接和间接贡献甚至占到肯尼亚GDP的7%左右。以此为动力，肯尼亚政府设置了大量保护区，对牧民的畜牧管控制度也不可谓不多。但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野生动物和畜牧业的权衡失效了。
干旱和半干旱草原的自我恢复能力无法承载大量牲畜来啃食，这使得牧民更愿意采用游牧而非定居的方式。流动的羊群啃食后，成片土地在降水来临之前几乎处于荒芜状态。对东非剑羚等野生动物来说，原本就需要努力适应的栖息地由此变得破碎、退化。最近几十年，东非的气候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降水减少和极端高温变得不再罕见。
和野生动物不同，牧民们可以更换饲养对象来适应这种变化——家养牛变少、山羊和骆驼增多，正是这种适应的体现。更可悲的是，在东非剑羚的故乡，肯尼亚的管理能力已经远超旁人；在陷入动荡的索马里兰、南北苏丹，这样的管控早已成为真空。Ban Tuyo 村老人提到的AK步枪，正反映出那些动荡岁月里居民狩猎丛林肉赖以果腹的事实。除此之外，大量砍伐原始植被烧制木炭的行为在1990年的管制崩溃后比比皆是。
联合国粮农组的调查显示，索马里兰市场上销售的木炭中，有65%来自直接砍伐野外树木；仅在2003年下半年，索马里兰就有超过32万棵直径70到90厘米的金合欢树被砍伐烧炭，林地面积的减少进一步加剧了稀树草原的植被恶化。不可否认，顽强的生命总能以超凡的适应力创造奇迹，但奇迹并不能一直出现——尤其是对东非剑羚这样早已演化到极端的生物来说。
在栖息地的迅猛变化，时有发生的盗猎和家养牲畜的重重包围下，孔武的剑羚低下了头。在提及野生动物保护时，权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总是一项艰难的课题。在政局动荡、自然条件匮乏的非洲之角，这一难题更为凸显。在今天，东非剑羚已经和同样生活在这里的葛式细纹斑马、索马里鸵鸟、网纹长颈鹿、长颈羚一起，以“非洲五特”的身份成为肯尼亚桑布鲁国家公园的网红名片。
当坚韧的适应性难以为继，原住民信仰和保护区法规都一一失效后，网红身份还能阻止它继续滑入深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