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从不仅仅是科学问题。在国内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国际疫情继续蔓延的当下，全球的产业、经济与传播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多位专家看来，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产业格局变迁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朱恒源说：“现有的全球产业格局是过去两次产业革命的累积结果，疫情加速激化了其内部存在的深层矛盾。
”他指出，信息革命导致全球产业方式从产品贸易转向价值链贸易，产业格局呈现全球分布式生产与有限差异化消费。虽然信息可以低成本、无差异地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资本也可以在全球快速流动，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劳动力自由迁移仍存在种种限制。
台湾科技大学管理系教授卢希鹏则将疫情比作科幻小说《三体》中能够实现“降维打击”的“二向箔”。但不同的是，疫情既会对人类社会进行“降维攻击”——直接影响实体零售、旅游业等线下业务；也存在“升维攻击”的可能性，如居家办公条件下，薪酬体系从计算工时到计算工作量转变后，一人服务多家公司的新产业结构形成，这将给产业结构带来新的挑战。
“不过长期来看，新的智能技术会解决这些内在矛盾，但人类可能要经历一段纠结与痛苦的过程，才能共同创造出新的、被更多人共同接受的产业范式。”朱恒源表示。
“虽然发生了疫情这种悲剧，但世界本源的进步并没有停止，疫情激发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数字化。”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朱嘉明在分享中表示，“今天应该以更加广阔的视野与历史感，理解与认知‘长疫情时代’。”朱嘉明建议，首先要具备数学思维。
“如果不具备数学思维，我们所面对的就是我们参与创造但无法理解的世界。”他把目前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比作一个新的“不可能三角”——在社会收益、社会成本和生命安全中都获得期望中的积极结果。其次要熟悉数字技术。“人脑拥有数字思维，但也要依靠数字技术进行计算。
”朱嘉明提醒，在压倒性影响的主流事件之外，还要注意虽未被人类重视但亦能改变现有格局的事件，如剧烈震荡、两周内熔断四次的美国股市，央行新发行的数字货币以及马斯克推行的卫星互联网。最后要了解数字经济。在朱嘉明看来，疫情影响下，生命和生死问题应该纳入经济学体系进行考量，经济活动必须以生命为优先，而此前的传统经济学所讨论的都是人活着前提下的生产与发展，生命和死亡并不在经济学讨论范畴内。
未来既要重视非理性恐慌对经济的影响，也要关注与生命有关的经济活动，以及代表后疫情时代生活和学习方式的产业兴起。
“经济好比人的下半身，需要稳定和发展。人心好比人的上半身，需要形成共识与凝聚力，而人心的凝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关键在于信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喻国明表示，“信任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协同和沟通协作的前提。
”面对瘟疫这一人类共同的敌人，本应实现跨国界、跨种族、跨文化、跨意识形态的勠力同心，但现实中不信任的“病毒”与新冠病毒一起蔓延。为何会形成这种不信任格局？喻国明如此分析：首先，疫情加速了传统主流媒介退场的速度，取而代之的是以社交链条为依托、以彼此关注为前提的社交传播平台和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算法型内容推送平台。而这两种传播方式在信息结构上存在诸多局限与偏颇。
其次，泛众化传播使众说纷纭成为一种现象。视频技术的到来拓展了精英主义的文字表达，视频为平民化的多元内容与形式表达敞开大门。与此同时，彼此隔绝、各说各话也成为舆论场上的现实，一旦遇到共同性的社会话题，就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网络骂战。第三，互联网传播创造了新的赋权方式——关系赋权。如大V、博主等就是互联网关系赋权的结果。在事实与信息之外，情绪的共通与情感的共振更能引起人们的认同与共识。
在这样的传播格局下，喻国明认为，媒体从业人员要重视数据与基于数据的智能化算法，用多种理论范式应对复杂的网络现象，在舆情治理上应用“抓大放小”的新思路。
疫情尚未结束，后疫情时代的持久战已经打响。正如卢希鹏所说，在预测不确定性之外，还要学习与不确定性共处。现实生活未必都是准备好的“先瞄准，再射击”，还有可能是“射击后的反复瞄准与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