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8日，我与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以及固高的几位同事赴德国参加汉诺威机床展，并利用之后的一周时间走访了德国轴承公司Schaeffler集团、瑞士Fehlmann；Tornos；Studer；Willemin-Macodel；Reiden等机床公司以及机床主轴公司Fisher和TDM。在瑞士期间，我与当地企业和研究所的朋友就瑞士产业创新体系有过比较深入的探讨。
2008年在位于洛桑的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学术休假期间，我曾拜访过以电火花加工机床闻名的GF及其下属Mikron公司，还有电机公司Etel。从瑞士回国后，我结合深圳实际，就瑞士精密制造业及其创新体系给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同学做过几次讲座，希望能激发学生们对精密装备的兴趣。
历时六天的Hannover机床展EMO共吸引了2200多家参展公司和13万专业人士，不愧是机床领域最顶级的国际展会。第一次参加机床展是20多年前的芝加哥IMTS’98。当时的中国机床市场规模不大，机床产业也很弱小，只有几家提供手动机床和配件的公司在参展，并且只有在三楼或偏避的地方才能找到他们的展位。
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的中国机床产业也迎来了短暂辉煌。由“十八罗汉”中的三罗汉组建而成的沈阳机床甚至在2011年以27.83亿美元的销售额问鼎世界第一。但随着2012年后的机床市场调整，市场需求由低端走向高端，沈阳机床随即出现亏损，至2019年7年内亏损超过50亿，不得不实施破产。
有人说需要时间，有人说投入不足，也有人说是机制问题，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最关键的因素吗？
两年前，我曾花了很长时间去拜访了解国内机床产业及其产业链，包括国内的沈阳、大连、昆明、秦川、海天、三一上海等，以及国外机床公司在中国的工厂。后续我又去了日本的Makino、三洋、Fanuc、安川（多次）、川崎、平田等，以及德国德玛吉、Roders、Kessler、Hermle, 荷兰Cellro, 捷克道斯和MAS等不断请教，不断与同事讨论和思考。从中似乎找出了答案但又很不确定。
过去二十年，固高支持了中国过千家的装备和系统集成公司，我自己也参与了比锐（半导体封装设备）和李群（工业机器人）两家装备公司的创办，同时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也投资和孵化了数个装备项目。虽然一些公司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来说与中国这极大的市场需求相比，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相比还远远不够。
2019年8月，我还曾带几位同事去以色列调研其科创体系，走访了以色列多家大学、孵化器和初创公司，实在钦佩，以色列可以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与条件下取得如此傲人的成就。
制约中国机床、装备和工业产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次瑞士之行我希望通过对瑞士机床公司的几个案例分析，以及对瑞士精密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体系的调研，来寻找有说服力的答案。
我们再来分析下中国的机床产业。机床产业包括零部件、主机和系统集成产业。中国第一家近代兵工厂当属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两次鸦片战争和与太平军的作战使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此，在湘军攻陷安庆后，曾国藩通过招募徐寿、李善兰、华蘅芳、张斯桂等“覃思之士，智巧之匠”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用手工模式为湘军制造枪、炮和子弹。
解放后，我国布局了十八家国有机床厂，分别是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沈阳第三机床厂、大连机床厂、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第二机床厂、天津第一机床厂、济南第一机床厂、济南第二机床厂、重庆机床厂、南京机床厂、无锡机床厂、武汉重型机床厂、长沙机床厂、上海机床厂和昆明机床厂。
制约中国制造业，尤其是装备产业大而不强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本文基于过去二十多年对中国制造业的理解，以及最近几年对日本、德国和瑞士机床产业的深度调研，给出了三条最重要的原因：1. 教育的缺失（包括培养技师/技工为主的双元制教育和工程师为主的新工科教育）；2. 产业生态问题（缺少自主的C端品牌带动）；3. 市场经济环境下产业创新体系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