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个正常人证明自己正常，这件事情本身就（tmd）不正常！”。这是2016年上映的电影《你好，疯子》中的一句台词。电影开篇“主人公们”莫名其妙地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为了赶快出院，他们想方设法地证明自己没有疯，这句台词尽显荒诞的黑色幽默。
不知道大家幻想过没有，假如有一天你被人陷害关进精神病院，要如何证明自己没有患病呢？
当然和影视作品里的情节不同，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对于不存在危险或伤人行为的个体，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精神病院不能收入治疗。但如果被怀疑患有精神分裂症，你仍然会面临为期一周的留院观察。为了自证清白，留观期间你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最关键的就是：按要求服药，不要做任何辩解，更不要试图逃跑。除此之外，你要规律睡眠，与人交流时言语得体，情感平稳，还要避免发呆或是左顾右盼、情绪消极等等可疑行为。
其实，精神疾病的诊断对于医生和专家来说，也一直是一道难题。1972年，为了验证精神科医师的诊断是否可信，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大卫·罗森汉恩（David Rosenhan）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想知道，伪装的精神病患者，会被医师识破吗？实验招募了8名健康成人，让他们在伪装后前往精神病院看病。仅靠自述严重幻听这一个症状，其中的7位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且“顺利”入院接受了至少七天的治疗。
更有趣的是，这一实验结果发布后，有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不服气，声称类似的错误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医院。于是罗森汉恩做了第二次实验，他宣称会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安排伪装者前往该院。三个月后，院方从193名到精神科就诊的患者中揪出了41名伪装者和42名疑似伪装者。可事实却是，罗森汉恩根本就没有安排任何一个伪装者去这家医院。
精神类疾病的诊断并不容易，而涉及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的刑事案件，也容易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热议。1981年，行刺美国总统里根未遂的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曾受到13项罪名的指控，而辩护团队则称欣克利患有精神障碍。控辩双方各自委托精神科专家进行鉴定，经过旷日持久的调查取证及审理，最终陪审团裁定其患有精神病而宣判无罪。
但这一判决引起了美国上下广泛不满，以至于美国国会和很多州议会都修改了法案，为日后法庭采信精神病诊断添加了更严格的条件，个别州甚至废止了精神病可以作为无罪理由的推定。
在我国，涉及精神病嫌疑人的争议案件也并不少见。2015年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南京620宝马肇事案”，犯罪嫌疑人王季进就曾被司法鉴定机构认定在事发时患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可以从轻处罚。这在舆论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各种质疑和阴谋论更是一度甚嚣尘上。
造成罗森汉恩实验结果和上述困境的原因，究其根本，是因为目前对于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主要基于症状和类别诊断。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作为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标准和规范，也同样主要针对患者的行为、体征和症状。目前精神类疾病的诊断，缺少客观标准。
近年来，类似的“精神病杀手”屡见不鲜，这使得公众开始质疑精神病鉴定的公信力，并担心精神疾病和障碍会成为犯罪嫌疑人的一面“免死金牌”。在我国，对于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要同时进行医学判断和法学判断，也就是在医学上要判断行为人是否患有精神病，然后在法学上要判断行为人是否因患有精神病而导致其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以及《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中，都明确了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但是在实际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中，由于缺少客观可靠的生物学诊断标准，鉴定人一般是通过量表、与被鉴定人交谈以及临床诊断等辅助材料来进行精神疾病和障碍的鉴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犯罪嫌疑人可能都会试图伪装成精神病患者，以逃脱刑事或民事责任。这使得精神病司法鉴定时，鉴定人往往需要和被鉴定人斗智斗勇，见招拆招，争取让自己炼出一双火眼金睛。
早在1999年就发生过这样的案例，北京男子张旭东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投案自首，而后他凭借自己的医学知识，使出浑身解数装疯卖傻，成功地骗过了鉴定人员，以患有精神分裂症为由，逃过了法律的惩处。直到一年后，他实在无法忍受精神病院的治疗说出了实情，最终他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
诊断要依靠鉴定人主观判断，嫌疑人又会试图伪装甚至买通相关鉴定人员，这容易让大众产生精神病的鉴定在刑事犯罪中有可操作空间的负面联想，从而导致每当出现嫌疑人声称患有精神病时，舆论上都会有这样的质疑声——这是狡猾的嫌疑人想假托精神病逃脱法律的制裁。
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发展精神疾病和障碍客观可靠的生物学诊断方法的必要性。精神科学的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
最近，一项发表在精神分裂症研究领域顶级期刊《精神分裂症通报》（Schizophrenia Bulletin）上的研究，就试图为诊断精神分裂症提供有力的客观依据。该研究由日本东京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多个国家的共计17个医学院校和研究单位共同参与。
研究人员们试图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和静息态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rs-fMRI），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扫描图中筛选出足够多的异常区域，期待这样的可视化影像学依据可以作为精神分裂症的客观诊断标准。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是近年来兴起的神经影像观测技术，科学家可以通过fMRI观察脑部神经的运作情况，可以知道受试者正在使用脑的哪些部位，或是哪些部位出现了异常。而静息态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则是让受试者在休息放松的情况下接受扫描，然后分析脑各个区域的特征。通过这项技术，科学家可以发现在休息或是各种特定的行为和活动里，全脑中哪些部位在功能上是相互协同和关联的。
一般来说，功能性磁共振仪器每隔几秒就可以对全脑进行一次扫描，得到一个三维的脑图，而经过多次扫描，就可以得到一个随时间变化的脑图，通过这个脑图，就可以判断脑不同区域间的活动在时间上是否具有关联性，当两部分的活跃是有关联的，科学家就可以将这两部分人为地连接到一起，成为一个“脑功能连接”。本次研究中，研究人员要去筛选的，也正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异于健康人的脑功能连接。
他们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比对健康人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rs-fMRI扫描结果，筛选出精神分裂症患者脑内异常的脑功能连接。
人工智能在日本京都大学精神科招募的受试者（68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与102名健康对照受试者）的静息态功能性磁共振脑图上“训练”，而后筛选出了16个稳定而可靠的脑功能连接，作为诊断精神分裂症的指标。接下来，研究人员检验了指标的适用性。
通过对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三个独立数据库（共计123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及175名健康对照受试者）的交叉检验，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指标的诊断表现很好（high performance），对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和荷兰乌德勒支大学数据库的诊断精准度分别达到了70%和61%。
同时，此诊断指标的特异性也经由两组来自日本的自闭症及重度抑郁症患者数据库（共计178名患者、250名健康对照受试者）进行了检验，它在可以诊断出精神分裂症的同时，排除来自这两项精神障碍的干扰。
其实之前已有多个研究试图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和fMRI技术来诊断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和障碍，但研究得出的诊断标准的适用性均未在不同国家的数据库上进行检验。这也是第一个在多个国家的受试者上得到检验的诊断指标。
当然，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包含多病程（初发及慢性精神分裂症）的数据库，该诊断指标的准确度还有待提高；同时，研究并未在不同的MRI机器上训练人工智能算法，以避免不同仪器厂商对分类器精准度及稳定性的影响；也没有试图排除更多的精神疾病和障碍的干扰。但这些不足，都不能掩盖这一技术为精神疾病的诊断提供可靠客观依据的潜力和价值。
后续的研究如果可以建立在更多国家、更多数量以及不同病程的受试者数据库上，开发出的检验指标，其准确性和特异性将更加可靠，更有希望投入到相关诊断和鉴别的实际应用中。如此一来，既可以减轻临床医生、司法鉴定人员的诊断鉴定难度、减少误诊和漏诊，更可以积极地维护司法的公正。在有了客观可靠的生物学诊断标准的理想情况下，让我们回到开篇的困境里。
假如有一天你被人陷害关到精神病院，这时的你既不需要担心，也不必仔细克制自己的一举一动，更不需要绞尽脑汁去证明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在已有的诊断手段下，再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扫描”的检验，这一困境迎刃而解，而你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平平安安地走出精神病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