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2019年冬天一切如常，按照计划，贝塔尼·詹金斯（Bethany Jenkins）应该在准备登上一艘84米长的科考船“亚特兰帝斯号”，然后向东行驶，穿越大西洋。然而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世界传播，一切都变了。3月中旬，这位罗德岛大学的微生物学家接到通知说，她所在团队的出海项目已经暂停。
她们原本的计划是召集多家机构的研究者，乘三艘科考船出发研究海洋生态系统——这个研究计划已经进行了十年，现在却前途未卜。
詹金斯和团队开始尽力补救，她并不想思考一件事——如果这次考察如期举行会发生些什么。“上船的人都抛下了家人。”詹金斯说，“假如我到了海上，我是无力帮助陆地上的任何人的。”这个说法反过来也成立，出海的人同样孤立无援。“在这些科考航行中，我们要四个人共用一间盥洗室，船员们要共用一间驾驶室，轮机舱里的专业船员也要共用床铺。船上一旦有了疫情，结果会很糟糕。”
新冠病毒自扩散以来，已经传播到了除南极洲外的每一块大陆，感染人口数以百万。全世界的科研机构也都终止或暂停了詹金斯做的这类野外研究，使许多科学家的工作陷入了僵局。政府和卫生官员告诫人们，利用远程通信工具在家办公。然而大多数从事野外研究的科学家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项目仰赖于在广阔天地里收集新的信息。
而不幸的是，野外研究的许多特征——比如跨国旅行、医学检测或治疗机会优先、与他人长时间共用狭小空间——都恰恰会促进新冠病毒的传播。
这次停滞使科学家们感到束手无策、前途未卜，同时面临一大堆后勤问题。研究拨款的期限一天天在临近，而研究者们正在错过一年一度、甚至一生才有一次的观察机会。他们需要应对的不仅是这次短暂的危机，还有这次危机可能对科学界产生的永久影响。
学生和青年研究者本来都会依靠野外工作学习关键技能并采集数据，从而开展属于自己的研究，但现在这条前进的道路却忽然变得障碍重重，这会对未来的科学知识产生连锁反应。不仅如此，这次停滞还耽搁了许多领域的重要进展，不论是对抗气候变化，还是预防下一次全球疫情。
“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正迫切需要高质量的科学。”詹金斯说，“因此我们有责任继续推进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同时也要关心在这个特殊时期苦苦挣扎的人们的健康。”
艾米莉·达林（Emily Darling）是野生动物保护学会的一位科学家，她的工作是协调对珊瑚礁的观测。在全世界，珊瑚礁正日益受到威胁。“我们是不可能和珊瑚开什么Skype会议的。”她说，“我们必须亲自下水，并进入依靠珊瑚生活的生物群落中，这是获得珊瑚健康信息的唯一途径。这些信息无法远程获取。”
但是眼下，最使达林关切的还是人的健康。她的团队已经取消了前往研究场所的旅行计划，并要求所有研究者都暂时待在家里。她特别担心有团队成员会前往肯尼亚和斐济等国家的偏远乡村，那些村民本来或许和新冠病毒隔绝。外人一旦进入，就可能无意间将病毒带入他们中间。
达林说：“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或许还能在城市的医学中心获得治疗，而我们前往的那些社区就没有同等的医疗水平了。”当研究者们在家中躲避疫情时，海洋里的生灵可没闲着。达林知道她们将会因此错失重要的发现。她也担心这将使她们无法充分观测今年春天的另一场爆发：所谓的“珊瑚白化”，那是海洋温度升高引起的一种反应，常会造成珊瑚死亡。目前珊瑚白化正在变暖的南太平洋中蔓延着。
有些信息可以乘着小型飞机到珊瑚礁的上空去采集，但目前只有很少的几家研究机构能搭上这类航班。而就算是那几家机构，也不想让自己的研究人员挤在那些丛林飞机的狭窄空间里。
野外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很难在被推迟后简单地重订日期。野外研究往往无法推迟到几个月后开展，因为到了那时，科学家们想要观测的自然事件可能已经结束了。何况那些科考船只、野外观测站，或许都由几百个机构共用，需要科学家们提前几年就排队预约。
以詹金斯的这次研究之旅为例，它属于美国航空航天局牵头的一个名为“输出”（Exports）的项目，该项目的全称是“用遥感检测海洋中的输出过程”（Export Processes in the Ocean from Remote Sensing），旨在研究海洋如何吸收并存储大气中的碳元素（包括改变气候的二氧化碳），这个过程可能已持续了数千年。
詹金斯团队的考察将会监测在海洋中漂浮的微小植物，即所谓“浮游植物”，只有在春季的短短几个星期里，浮游植物们才会在北大西洋迅猛繁衍。即使隔离结束，后面的时段也早早预定满了科研计划，因此詹金斯团队可能至少要两年后才能再订到新的船次。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和几年中，野外研究的延迟还意味着，本该由这些研究产出的论文也会延迟。以此类推，这还会影响到政策的制定。从理论上说，这些政策都应该是根据最好最新的科学数据制定出来的。对于那些本来就在对付迫切问题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一点尤其使人担忧――比如上面说到的“输出”项目，它所收集的数据将使我们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更精确的预测。
考虑到其他成百上千项被暂停的项目，詹金斯已经预见到了这场大停滞的余波将如何在气候科学领域内扩散了：“如果测量气候相关变量的野外项目被取消或是暂停，我们的工作就会退步，也无法及时了解正在快速变化的海洋。”
拉文德·塞格尔（Ravinder Sehgal）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生物学系的一名副教授，他担心冠状病毒在他的领域造成的延迟会阻碍他收集数据，而这些数据本可能帮助阻止下一次全球蔓延的疫情。
塞格尔研究的是森林砍伐如何促进疾病从动物传播到人，目前他的野外研究已经停了，包括追踪疟疾随蚊子和鸟类在喀麦隆传播的项目。全世界像赛格尔这类的疾病传播研究项目，都需要建立疾病进展的详细时间线，而将来这些时间线，可能都要出现几个月到几年不等的空白。
“必须每年对种群做持续监测，否则我们没法拥有长期研究所需的数据。”塞格尔说。和大多数科研一样，开展野外研究也需要经费，而这些经费只会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发放。
因为这一点，项目延迟会影响处于事业起步期的科学家，包括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者。课题负责人在申请一笔项目经费时，往往会要求资助一名博士生或是一个博士后。但现在可能直到这笔经费到期，博士生都还没收够取得学位所需的数据，正在研究这个项目的博士后也可能因此领不到薪水。
马修·斯马特（Matthew Smart）即使不完成野外研究也能拿到学位，但他表示“那会令我极其失望”。
斯马特目前是一名地球化学博士生，他原本打算今年夏天去格陵兰东部考察，并用那里收集到的数据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他的研究课题是考察当地一些保存特好的岩石露头（outcrop）样本，以此了解地球古代植物长出根系并开始生成土壤的过程。然而这次考察必须在八九月间的一段短暂时间内完成，因为只有在那时考察点才不在冰封之中。
斯马特相信未来仍有希望，但他也表示研究被取消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一旦取消，他和他导师的研究就会超出经费赞助的时限，那意味着当斯马特重返格陵兰时，他将失去学生的身份。斯马特承认：“眼下的这场危机对健康形成了显著威胁，老实说，它确实比科学重要。”他补充说：“我们必须做出牺牲才能‘压平曲线’”――也就是将感染率压制在低位，防止其冲垮医疗系统。
有些靠经费资助的项目或许能靠延长拨款弥补损失的时间。比如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的全部拨款都将自动延期一年，如果基金会批准还可以进一步延长。许多大学和私人基金会也在制定特定条款，为因新冠疫情而推迟的研究特事特办。不过这类做法大都不会额外给予拨款，可能只是多给些时间罢了。这依然可能使研究团队陷入困境，尤其是有些团队要靠拨款在延迟期间支付工资和旅行开销。
塞格尔表示：“如果现状长期维持，我最担心学生们会干脆退出研究或转到其他领域。他们实在耗不起。”
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们都停滞了正常生活，科学家们也是如此，他们在思考工作前景，以及公共牺牲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狭小空间。中断习惯的生活是必须的，这有助于挽救生命。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有人透过个人视角看待这种全新的社会契约时，感受到了失望、挫败和担忧。
野生动物保护学会的达林对这场疫情还有一种看法：她认为这对科学家而言是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反思自己开展野外研究的一些手段。目前她的机构已经主要依靠常驻当地的研究者，而不是从世界各地飞来的科学家了。她认为这个模式对其他研究项目也有帮助。这种做法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减少研究中产生的碳足迹，但它还有别的优势。
达林表示：“我们很了解在科研资源和训练的分配上有多少不平等，西方科学家占尽了优势，他们可以出差飞行，开展‘直升机式研究’。”所谓“直升机式研究”，指的是研究者只在一个地方待很短的时间收集数据，然后就收工回家。
“这不是一个可以持续的模式，也不是一个合乎道德的模式。”她说，“眼下的新情况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开发出合作、开会和研讨的网上工具，并使我们看清哪些地方才是真正需要出差并面对面研究的。”
目前来看，大多数研究者都在尽力应付现状，之后才能规划将来。他们开始远程授课，修改自己的文章，并阅读搁置已久的论文。他们还会设法帮助他人。许多人正在捐出在研究中多余的手套、口罩和化学品。还有人主动贡献自己的专业技能。比如詹金斯，因为受过微生物学的训练，她和一些同行已经报名加入了新冠病毒的检测工作。
他们将继续等待。或许会错过北极广袤无垠的壮丽景色，或是大洋中心的疏阔之美，但他们会牢牢关注当下。达林说：“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想法一样，我们真希望这一切赶快过去，到那时我们就能返回野外了。但这是一场来势汹汹的危机，我们得先把人照顾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