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达尔文是不是最具革命性的科学家之一？如果革命指的是把一个已经公认的学说颠倒过来，那挑战者还有很多，至少包括牛顿、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的奠基者。这些物理学家超群绝伦的智慧能量，可能远超达尔文。然而谈到科学界以外对世人观念的改变，达尔文的革命性无人能及。我把独立揭开生命奥秘的荣誉归功于达尔文和华莱士。但是另外两位19世纪的人宣称他们在更早的时候便发现了这个奥秘，他们是布莱兹和麦休。
布莱兹是和达尔文同时期的自然学家。他在印度收集热带动植物标本。1835年，他确实发表过自然选择的观点。我们今天将他的观点称为“稳定选择”。他认为选择维持了原有的品种，并没有看到选择驱动进化而产生的新物种。正因如此，他认为“上帝”创造了所有原始的主要物种，而自然选择保留了“上帝”的创造。1831年，麦休以他多年在苏格兰果园种植苹果和梨的经验，出版了一本叫作《舰船用木和树木培养》的书。
在这本书的附录里，麦休谈到了人工选择的原理，并说明如何用人工选择给海军种植更好的树木，并谈及人工选择也可以推广到自然选择。不过，和布莱兹不一样的是，麦休不认为自然选择只是“稳定选择”，他说：“同样父母的后代，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在几代后，成为不同品种，甚至不能在其间杂交。”华莱士则不一样。华莱士毫不怀疑自然选择对整个生命史的重要性。他文章的题目就说明了一切：论物种会无限地远离原态的趋势。
题目中的“无限地远离”是最关键的，如果他们能无限地远离原来的状态，他们会分支出所有的生命。至于华莱士的信是如何引起达尔文不安的，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发生在1858年6月17日，在我看来，这是科学史上各种优先权争夺战中最愉快的一个——双方的大度让问题友好地解决了问题，没有纠纷，尤其是华莱士。达尔文写道：“1856年莱尔劝说我把自己的观点完整地写出来，于是我立即开始写作。
在1858年夏天，我完成了大约一半的工作，但计划不得不做出改变，因为我收到了华莱士先生寄来的文章《论物种会无限地远离原态的趋势》，他提出了和我完全一样的理论。华莱士先生说如果我觉得还不错的话，希望我把它送给莱尔去审阅发表。在这种情况下，我采纳了莱尔和胡克的建议，把我手稿的摘要，以及我在1857年9月给阿萨格雷的一封信，和华莱士先生的文章一起，在1858年林奈学会会刊第45页开始发表。
我不太愿意这么做，因为想到华莱士先生会觉得这样不公，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是如此大度。我的手稿摘要以及那封信都不是为了马上要出版而写的，所以写得并不好。而华莱士先生的文章则写得非常好、非常清楚。不过，我们的文章还是没有引起什么反应。”达尔文当然是过于谦虚了。他的两篇文章都是说明文的典范。华莱士的文章立论也非常清楚。和拉马克的进化论相比，华莱士和达尔文的观点更接近。
拉马克认为现代物种如同在一个梯子上，从较低的梯磴升到较高的梯磴。和此相比，1855年华莱士已经有一个清楚的树杈形进化图解，可是在华莱士那篇文章里，他还没有谈到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这些内容在华莱士1858年写的文章中出现了。在谈到生存竞争的时候，华莱士用了很大的篇幅说明指数增长（达尔文的另一个主要观点）。
华莱士写道：“一个动物的生殖能力经常被认为是其数目繁多或稀少的主要原因，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二者并没什么关系。即使是那些繁殖力很低的动物，如果没有什么约束的话，它们的数目也会极快地增长。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地球上动物的数目，基本上是稳定的，甚至还会减少。”华莱士从这里推出“每年死去的数目一定是极多的；每个个体的生存必须依赖其自身，死掉的那些一定是最弱的”。
他继续写道：“长颈鹿并不是因为它们想要够到较高的树丛而不断地伸展脖子才使脖子变长，而是因为任何有较长脖子的变种个体可以获取更多的食物，在饥荒中更容易生存下来，而脖子短的个体就会被淘汰。昆虫的颜色也是如此，越是和栖居的土地颜色相符，越可能生存下来。
这里我们也找到了关于自然界很普遍的一个平衡的解释：一些器官的不足，总会由其他较强的器官来弥补，如腿脚较弱但翅膀却很强，防卫较弱速度却很快，因为那些只有不足而没有其他优势的动物是不能生存的，早已经被淘汰了。”达尔文也并不是在剽窃华莱士的说法。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达尔文在华莱士之前就已经思考自然选择了。至于达尔文为什么在这么长时间内都没有发表他的观点一直是科学史上的一个谜。
有历史学家说他怕宗教或政治上的牵连后果，或者会让他非常虔诚的妻子不高兴，也许，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一定要把所有数据都弄清楚再发表，或者他被藤壶类甲壳虫的研究分了心。我们无从知晓。当收到华莱士的信的时候，达尔文非常吃惊。他在给莱尔的信中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令人吃惊的巧合。”这种巧合甚至包括他们都受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迪。在这里，我想要指出的是理解进化论的四座桥，并且用对进化论发现的四个层次来说明。
布莱兹跨越了第一座“桥”，麦休跨过了前两座，华莱士跨过了前三座，达尔文则跨越了所有的四座“桥”。第一座“桥”认识到自然选择是淘汰不适者的力量，正如杰古德说过的：“布莱兹谈到了自然选择，但是他不知道在达尔文之前很多人都谈到过。那个时候自然选择已经是某种常识标准了，这个标准把自然选择作为证明上帝造人的一个佐证，它能通过淘汰那些不适合的、极端的变种，以维护上帝创造的永恒不变，不可违背的物种。
”第二座“桥”是认识到自然选择可以导致进化。它和第一座“桥”的区别是“稳定选择”和“方向选择”的区别。麦休、华莱士和达尔文都跨越了这座“桥”。跨越第三座“桥”需要更多的想象力，从而能看到自然选择的力量足以解释一切生命及其奇艳的丰富性，尤其是消除人们对人是设计而来的这种幻觉。华莱士和达尔文都跨越了这座“桥”。第四座“桥”是让公众能够了解自然选择的力量。
达尔文通过1859年的《物种起源》独自跨越了这座“桥”。正如达尔文所说，当他和华莱士的文章在1858年林奈学会会刊上发表之后，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即使是那些德高望重的专业生物学家也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1859年末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物种起源》发表，人类的思想世界被永远地改变了：科学不再一样，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都大不相同。那么，是否有一座“桥”，连达尔文也没有跨越呢？
当然，150年之后，有许多这样的“桥”达尔文都不曾跨越过，如“现代综合”理论里的“新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是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学的结合。可能，我们必须要跨过第五座“桥”才能看到自然选择的整体图画。用现代遗传学的术语来说，自然选择可以定义为随机变化的生存指示码的非随机存活。那些指示码就是DNA，它们有随机的组合。然而它们的存活不是随机的，而是通过自然选择这个雕塑师手中的凿子雕塑出来的。
我们也看到了那些成活下来的物种，那些可以飞翔、游泳、奔跑、挖洞、爬高的物种，它们都借助于繁殖，这说明成活者一定也有吸引性伴的本事。而且，要想存活，使自己的基因拷贝留存下来，还需要利用基因库里的其他基因，通过性的组合进行合作。不同物种不能通过性来组合，有时候，基因库会一分为二（如地理原因），从而越走越远，形成不同的物种，犹如脊椎动物和软体动物的分离。这种方式通过时间产生出无数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