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北京时间4月26日7时，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超291万，其中死亡病例数超20万。
“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了我的一生。我希望改变自己的性别，于是我从女性变为了男性。我希望成为一名科学家，于是我成为了科学家。我希望研究胶质细胞，我也做到了；我为我坚信的理念发过声，也相信自己为这些理念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至少，我为以后会发生的改变做了铺垫。我没有任何遗憾，并且已经做好了离世的准备。我真的度过了最好的一生。”——本·贝尔斯
美国研究神经生物学的学者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本·贝尔斯教授。
他是研究神经胶质细胞对于神经元影响的先驱。人的大脑的细胞分为神经元与神经胶质细胞。神经元能通过电信号与其他细胞交流，使我们能够感知世界，产生思维，控制行动。但从数量上来说，神经元却不占多数——超过50%的脑细胞实际上是不能传导神经冲动的神经胶质细胞。由于不像神经元那样可以传导神经冲动，看似“沉默”的神经胶质细胞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
本·贝尔斯教授带领着自己的团队揭示了神经胶质细胞并不是神经系统的附属品，而是通过分泌多种蛋白因子而促成神经元与其他神经元形成连结，在大脑发育和修复神经元损伤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科研之外，本·贝尔斯教授曾写过三篇时评，分别题为《性别重要吗？》、《如何选择博士导师》、《导师不应阻碍博士后研究员的职业发展》。这三篇时评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让他，以及他传奇的一生，在神经生物学圈外广为人知。
1998年春天，骆利群教授到斯坦福大学生物系担任助理教授还不到两年。在当时的生物系，绝大多数教授是男性，只有医学院的神经生物学系有位性格直率的女教授芭芭拉·贝尔斯。
系里学术氛围浓厚，教授们时常会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来讲学。一天，骆利群教授收到了同事芭芭拉·贝尔斯教授的一份请求。她邀请了一位学者来斯坦福讲学，可不巧的是，访客来讲学当天她临时安排了要做一场手术。于是，她想拜托骆教授代为接待这位学者。骆教授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等两人交接完细节之后，他突然才意识到，芭芭拉·贝尔斯教授好端端的为何要去做手术？于是，他问道：“你咋了？”没想到，这个问题让芭芭拉愕然。
“利群，难道你不知道？”她有些尴尬地反问。初来乍到的骆利群教授的确不知道：他的女同事芭芭拉这是要去切除卵巢，并且开始接受前列腺素疗法，正式变成男性，改名为本·贝尔斯。
对于当时的芭芭拉·贝尔斯教授而言，决定变性的过程既漫长，又迅速。43岁的她有着近乎完美的履历——她当时已获得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职。
而在那之前，她先后分别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生物学本科学位，在达特茅斯学院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在伦敦大学学院完成了博士后训练。但在四十多年的人生中，她从未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从小，她像男生一样，更喜欢机械、汽车、科学相关的玩具。同时，她非常反感女性化的衣服和装扮，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她的姐姐能够那么自如的坐在镜子前化妆。
她悄悄地怀着这样的困惑，度过了极度抑郁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投身于科学研究让她感到快乐，并且能让她暂时忘记对自己性别的苦恼。
1997年秋的一天，芭芭拉·贝尔斯教授偶然读到了旧金山时报上的一篇报道。那篇报道讲述了一位进行了女性变男性手术的人的经历，以及从小一直与他相伴的性别困惑。这是芭芭拉·贝尔斯教授第一次意识到，她一直以来对自己性别的苦恼和耻感，以及那些与之相伴的黑暗情绪，都有人曾经历过。她不是独自一人，而是跨性别者中的一员。而有人已经找到了她之前并未听说过的解脱的办法——变性。
2005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拉里·萨默斯公开表示：大学里，理工科教授中女性较少的主要原因是女性天生缺乏胜任理工学科的能力。随后，另外几位教授也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听到这番赤裸裸的性别歧视的言论，本·贝尔斯教授愤怒了。本·贝尔斯教授选择与发表这些言论的学界名人正面对峙。在《性别重要吗？
》一文中，本·贝尔斯教授表示，教职工队伍中女性数目少于男性并不是因为女性的能力缺陷，而是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科研的道路上受到了更多偏见和阻力。
2016年年初，本·贝尔斯教授正在家工作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待稍微能行动时，他独自开车去了医院。在那之前，他身体状况已经不太理想。他在2015年11月被查出甲状腺癌，后来又被查出腿部静脉血栓和心脏病。那天，他到医院时，接诊他的医生根据病情，感觉问题可能不是心脏病那么简单。决定将他留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2017年12月27日本·贝尔斯教授在美国加州的家中去世。
在他确诊到离世的短短近两年的日子里，他从未放弃工作。他数着自己手上许多未完成的事，一件件的去完成：不管是写完那些还没写完论文，安顿那些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和还没出站的博士后研究员，还是慢慢的为实验室将离职的工作人员安排新的工作，等等。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事。弥留之际，他给自己带过的所有的学生发信，告诉他们：给你们写推荐信是我所剩无几的生命中最紧要的事。
在本·贝尔斯教授放弃治疗之后的那最后几个星期里，骆利群教授多次去家里探望他。有好几次，本的状态已经很不好。但过几天，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又能恢复一些。这么反复几次之后，骆教授再去探望时，他满脸歉意：“利群，真的是非常抱歉我还活着，害的你们反复来看我。”他曾经多次跟自己的学生们掏心窝子：很多年前在他患乳腺癌时，他就被查出有BRCA2基因突变。他的母亲因乳腺癌而在四十多岁时就去世了。
他笑着跟学生们说：“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的人生短暂，所以我才活得这样竭尽全力。”
在本·贝尔斯教授2017年底去世后，其实验室继续正常运转直到2019年12月。在实验室正式关门前，我有幸采访了骆利群教授与本·贝尔斯教授关门弟子之一李清昀教授，并在李清昀教授的陪伴下拜访了本·贝尔斯教授昔日的实验室。感谢他们与我分享了许多关于本·贝尔斯教授的珍贵回忆，并为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本文中提及的部分故事取自贝尔斯教授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