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相关低质量论文泛滥成灾，其中一些“重磅”论文不仅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还成为政府决策人员的参考依据。随着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入应对危机的科学研究中，数百项临床研究也相继注册进行。相比2003年的SARS疫情时期，此次新冠疫情中，面向生物医学领域的预印本平台成了学术交流的又一个新的领地。
第一时间了解全球各地最新研究进展，是科学防疫的关键基础。然而未经同行评议和质量把关的论文加速文章分享时间的同时，也带来了论文泛滥的问题。
以“新冠病毒中间宿主是什么”这一问题为例，从蛇，到穿山甲，再到龟鳖，再到与人工合成......全球科学家们发表各种论文的速度也创了纪录。
4月23日，卡内基梅隆大学道德与政策中心主任、Clara L. West的伦理学与哲学教授Alex John London和麦吉尔大学生物医学伦理部教授兼主任Jonathan Kimmelman在Science杂志网站发表文章，他们呼吁全球研究界，不应以当前COVID-19疫情爆发的紧迫性为理由，在病毒研究和疫苗研发等方面降低科研标准。
他们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进行医学研究的许多不足之处，似乎在这次大流行中被放大了。危机不是降低科研标准的借口。
根据London和Kimmelman的描述，一直以来存在一个普遍的认识，就是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加强科学研究的可行性，要求对平时高标准的研究进行例外处理。而这一做法却会对科学研究工作构成威胁，造成大量名副其实的低质量研究论文泛滥成灾。
许多论文未经同行评议，发表在预印本网站上，而其中一些论文不仅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还成为政府决策人员的参考依据。London和Kimmelman认为：“虽然危险期带来了重大的逻辑上和实际上的挑战，但研究工作的道德使命始终如一，即减少不确定性，使护理人员、卫生系统和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处理个人和公共卫生问题。”
在这场COVID-19全球大流行中，首批出炉的许多论文都设计得很糟糕，没有很好的论据，或者报告的方式有失偏颇。在他们之后发表的大量论文重复率很高，有些研究甚至将目的放在如何受到媒体极大可能的关注上，从而增加了研究结果不可靠的风险。预印本网站发表了大量未经同行审议的新冠相关论文。London和Kimmelman表示：“就其对健康和社会安宁构成的挑战而言，所有的危机都属于特殊情况。
但是，认为在评估药物和疫苗效果的挑战面前疫情危机是个例外，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大流行病的紧迫性和稀缺性非但不应该开展低质量研究，反而研究企业中的关键人物更有责任去协调他们的工作，以坚持推进这一使命所必需的标准。”
London和Kimmelman还在文章中写道，严格的科学方法所要识别的问题，并不会因为情况紧迫而简单地消失。
归根结底，缺乏计划的研究论文的泛滥，会加大把稀缺资源变成虚假线索和无效做法的风险，同时增加了救治患者或制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不确定性。高标准研究对标高质量成果。
London和Kimmelman认为，像COVID-19这样的紧急情况，需要研究人员、医疗专业人员、卫生当局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低质量的研究工作进行分类，他们提出了相关研究人员可以使用的五项论文质量标准来保障论文水平，即重要性、严谨性、分析完整性、透明度和可行性。
他们提到，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人员有责任对论文进行评估，并对那些不符合条件的论文进行分类，将工作力度、劳动和资源结合起来，快速、高效地完成最有可能推进公共卫生的高质量研究。
London和Kimmelman为参与临床试验的研究人员提供以下建议：主办单位、研究协会和卫生机构应优先考虑同时试验多种治疗方法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创建一个“主协议”，可以使多种治疗方法在一个共同的统计框架下进行试验。
个别临床医生应避免使用可能干扰试验招募的未经验证的干预措施，并且抵制在没有对照组的情况下，进行小型研究，相反，他们应该寻找机会参加规模较大、精心规划的研究。监管机构和公共卫生主管部门应在确定符合严格标准的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促进足够数量的研究中心之间的合作，以确保能得到足够的募集和及时的结果。
卫生主管部门可以提出时间表，以提高高质量研究的知名度和进展，而不是对临床价值尚待确定的干预措施提出公开建议。London和Kimmelman表示：“虽然严格的科学研究不一定能够消除医学中的所有不确定性，但它们却是阐明因果关系的最有效方式，并利用这种因果关系做出对患者和卫生系统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危机时刻，科学研究工作加速信息的互通互享固然重要，但保持高标准的研究态度更是不容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