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九价HPV疫苗第三针的这天早上，我特别困。因为疫情，我已很久没有真正出门，更不用说走这么远的路。日出时就起床，又经历了2个小时的交通。看见路边大丛迎春花的时候，我还能徜徉着拿出手机拍照，而当针头扎到我左臂上，已困得连痛觉都不甚清晰了。
坐在卫生院走廊的椅子上，身旁一个幼童抹着眼泪急迫地问：“我的口罩呢？”周围的大人们纷纷大笑。我听着他们的笑声，在朋友圈发布了那条筹谋许久的消息：“25岁第一天，计划完成！”本只想收割几个点赞，但回头细想这一年多的折腾，它也的确值得一贺。
自从知道有HPV疫苗这种东西存在，我就惦记上了它，“预防宫颈癌”是个极大的诱惑。预防范围最大的当然是九价，我的年龄也小，但当时的方式是组团去香港打，一共三针，相当于购物旅游三次，成本太高。我一直观望。2018年，九价疫苗正式在内地上市，打疫苗于是提上了日程。
这事儿有困难，我是知道的。不管私立医院还是社区医院，都要花笔大钱。更头疼的是，苗的总量就很少，什么时候能打、在哪里打，这些都要碰运气、花精力，难度不亚于春运抢票。但我偏偏是个执拗的人。知道一件事能做，就会想要试一试。
起初我还是嫌麻烦，准备在私立医院花5000块钱解决。打开公众号进入商城，九价疫苗就赫然挂在商品列表里，这不是很容易嘛？点进去，没货。下一轮预售前，我设好闹钟，像等待双十一开售一样准备献上订金。闹钟一响，刷新，没货。我有点泄气。
要转向社区医院了么？九价疫苗进入北京之后，各路相关介绍里的说法都很相似：“请向附近的社区卫生院咨询是否可以接种。” “附近”二字乃无效的占位字符，而打开北京市疾病防控中心官网上的“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列表，在册的接种门诊有461家。它们都只在工作日上班。也就是说，假设领导对我上班摸鱼的行为从不干预，我上午打3个电话、下午再打3个，把这张表上的所有电话都打一遍也需要76.8个工作日，合15个星期。
向身边的朋友打听情况，有好几个和我一样打算的，没有一个排上了队。某天，实习生提到了她准备打疫苗，因为生病没去成。“打疫苗？九价吗？”办公室里全组妹子们都围了上去。“对。”“你提前排号了吗？”“没有，去了直接打。”她很肯定地说，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社区医院的纸质通知照片。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我挑了一个对方上班的日子打电话过去询问。作为一个社恐，一直以来都靠线上交流，打电话还有点语无伦次。“请问，您那边是能打九价吗？”电话那头肯定，但随后说，苗已经没了，要等下次再进。“下次是什么时候？”对方说不准。“那，那那个，我能先登记预约一下吗？”“不能预约的，你想打的时候打电话来问吧。”——换句话说就是，看命，撞大运。
我也能理解此时的状况。接种才刚刚放开，完善的预约制度可能也没建立起来，疫苗的生产更不可能立刻跟上需求。比起花上15个星期给461家医院挨个打电话，静观其变还算个稍好的选择。也许再过半年，这阵苗荒就能过去，匮乏局面随之解除。
我的朋友小言不这么想。她在杭州的同学排了很久，才终于拿到了一张次年7月的号。“你小点，还能等。但我马上就26了，没多少时间了。”她是对的。
即便我更年轻一些，这种年龄焦虑一样笼罩在头上。注射九价的资格只维持到26岁，截至27岁生日之前。然而，打完全程三针最快就需要6个月，最长则要一年（要求在一年内打完），还没算上接种前的漫漫排号路。如果接种期间出了什么岔子，如请假失败、供货断了或者更大的不可抗力，超龄轻轻松松。
与此同时，我身边仍没人成功预约。我又点开了收藏夹里疾控中心的那条链接，“向家附近的社区医院咨询”，也许这条路才是对的。
我在一个周末打开了地图，按名单逐一对照，最终从里面筛选出了离我住址比较近的8家。工作量已经大大减轻了，此后的一周，我踩着上班时间找这8家医院全部询问了一遍。“您好，您那儿能打九价吗？”“不能，现在没苗。”“那我能先预约排队吗？”“现在不能排队的。”相同的几句话反复讲，老社恐拿起手机来也渐渐轻车熟路。
已近年末，大家都忙着冲KPI、做旧年复盘和新年计划，我也一样。打疫苗的事也只能先放一放，转眼又过了春节。带来转折的还是小言。某天，她突然发给我一张图片。点进去，我发现那是一个卫生院的定位截图，地图显示它在城西边一片旅游景区的合围中。“这家可以预约。”她说。现在有没有苗不重要，关键是，这家卫生所允许登记预约。而且，排队时间基本是有准儿的——半年左右。“确定？”“确定。我已经排上了。”
向城西进发，我加入了“组织”。小言说，只要电话里留信息给对方就可以。我捱到白天，成功拨通了电话。“您那边是能打九价吗？”“对，不过现在要排队。”“好的好的，那我直接和您说个人信息就行吧？”“你住哪边？”“我住朝阳区，东边。”我一向不懂怎么撒一些小谎，全都照实交待。“哦，那你拿着身份证来吧，现场登记一下。”他们只在周一和周四下午上班、4点就下班，单程2小时，意味着要请半天甚至一整天假。
“我听我朋友说，电话登记就可以呀。”“不行的。我们院里这边也有很多小姑娘职工要打，很紧张的，你带身份证过来。”
一路上我不断反思，如果我对北京的人口分布有概念，一开始就应该瞄向京郊的卫生所，走“郊区包围城市”路线早就成功了。现在，折腾了一圈才明白一支九价疫苗的珍贵。坐到终点站下车，又步行了十几分钟，七拐八拐之后我终于找到了那家社区医院。是一栋水泥矮楼，被浓密树荫包围着，进出的只有一些拿药的老人。
我推门进入免疫接种门诊的诊室，说明来意。对方问了年龄，掏出手机让我扫码进入一个微信群，里面已经有了几百人，都在排队打疫苗。她让我把昵称改成了“姓名+日期”的格式，便宣布预约完成。排队顺序便是姓名后的预约日期的顺序，这位“老师”（群里的称呼）说，等排到我的那天便会在群里通知。
漂荡的小浮萍终于找到了组织。我也头一次围观了近400人大群活跃的盛景。
群里有2名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从早到晚，聊天页面上不断刷过艾特她们的消息，要么打听什么时候来新苗、要么咨询注意事项，特别热闹。“打疫苗可以拔牙么？”这个问题很实用。“打完一周内不行，不能用消炎药。”“大姨妈能打么？”这个问题更加实用。“最好不，经期抵抗力低……血量小的时候可以来打。”老师回答。“我另一个朋友也想打，可以拉她进群吗？”“好。”……呃，等下，为什么只有我要带着身份证亲自去现场排？
算了……
世界如此之小，在这个群里，我甚至还碰到了熟人。在群里碰到了熟人梦梦。4个月后，已是燥热的盛夏，我终于在这个群里看到了有我名字的那条艾特。排队4个月，终于打上第一针。因为预约时已经来过一次，这一回我没在找路上再耽误时间，下午3点准时出现在接种室里。注射之前，接种室的老师先拿来一份知情同意，表上的内容和打其他疫苗前的询问项目类似，包括当前的身体状况，还有一些病史。
在这郑重的时刻，我也稳下来一项一项地读，怕错过什么重要信息。填到后面，我注意到有一条写着“不能对疫苗的主要成分过敏”。“老师，这个主要成分是什么？”“酵母。”接下来就是缴费。疫苗1298元、注射费25元，果真比私立医院要便宜很多。我盯着微信支付跳转到了付款成功的界面，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
HPV疫苗需要注射到上臂三角肌，也就是靠近肩头那个位置。
作为近几年才打过两轮狂犬疫苗的人，注射是小意思，我直接撸起袖子把胳膊送过去，于是——差点嚎了出来。针头扎进去的时候不过是刺痛，但随着疫苗不断推入，胳膊越来越疼，仿佛我那块为打疫苗而生的三角肌其实是块死肉，根本接纳不下这么多药液。要爆了、要爆了、要爆了……我咬着牙在心中默念。漫长的几秒后，她把针拔了出来。还需要留在接种室旁边的走廊里观察半小时，当天不能洗澡。
我用棉签按着针孔，小心翼翼地感受任何一点身体上的变化。半个小时过去，我依然活蹦乱跳，于是放心踏上返程。接下来的两天，我明显感觉到上臂依然有点疼、注射孔附近的肌肉在发热。据说常见的不良反应还包括头痛、恶心等等，不过这些情况我都没有碰到。第一针与第二针的间隔是2个月，下一次再来就是9月中旬。我在群里把名字后面的日期删除，正式脱离排队大军。
非首针的人，需要自己关注下一针的时间，到了注射日期附近就在群里询问是否有苗，只能延后、不能提早。也有的时侯，连着等待几个星期，新一批疫苗会突然到货。得到消息之后，赶快出发去打针是最稳妥的。很幸运，我的第二针接种日来临时，恰好有了苗。任务完成了2/3，只剩下4个月后的第三针，排在了1月中旬。在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中，时间是最让人发愁的。
一些公司有带薪病假，有的则会扣钱并要求远程办公，更不要提那种根本无法请假的工作了。
之前在群里碰见的朋友梦梦告诉我，她决定换到一家通州的卫生院，那里是上午上班，起床够早的话甚至不用请假。我打电话过去，苗没了，不知何时会进货，也需要撞大运。我只得一边等，一边留意其他卫生院的消息。请假对社畜来说是个大问题。
时间跨至2020年，距离第三针毕业的日子不远了，我再次进入九价微信群查看消息，发现“苗友”们在风风火火地排队抢针，还排出了长长的候补名单。一个下午，几百近千条未读消息，群情激动，我不得不放下手头急活儿，把聊天记录从头看。原来，最近疫苗供应断了阵，大家都有些焦虑甚至恐慌，聊着聊着就将从前“临期咨询、先来先打”的规矩作废，一切以当下排号顺序为准。
仅针对第二针，年前40支苗的名额已经用光了，无人理会第三针的人。我来得晚，什么也没抢到，一头雾水地跟在一些同样困惑的“苗友”后面表示没看懂。
有人提出，按照注射前一针的时间来排先后顺序，比现在这样争抢疫苗更合理一些，毕竟延迟越久风险越大。况且，正是上班时间，很多人现在正忙，很可能错过群里消息。“这靠的就是自己本事，我们天天都看。”一个人回复。“总是会有人漏消息。
”按说每个人都有打九价疫苗的权利，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进入这个微信群的400人成了稀有的幸运儿。而此时此刻，似乎幸运儿们也按捺不住了，希望自己打针的权利能比他人“更正当”。天已黑了，我关掉窗口，数了数这天还剩三项工作没完成，下班还早着呢。马上就是春节了，我清楚，年前这一针我已毫无希望，只能年后抓紧抢针，只怕希望也渺茫。
也是在这时，微信忽然跳出新消息。我点开发现那是一条好友申请，来自越吵越凶的九价群里，一个陌生头像。“不用加微信了。”那女孩说。一大串话，都写在了好友申请栏上。“我电话确认过，在丰台区的xx社区有100多支苗，一二四的上下午都能打。”那个瞬间，我很想通过这条好友申请，再说上几句感谢的话，但还是忍住了。萍水相逢，我头一次这么喜欢这个成语。
打电话给丰台的社区医院，那里苗很充足，想去随时可以，连大夫的语气都很轻松。免疫接种门诊是上午工作，时间也合适。春节前还剩最后一周，我决定到了日子就去丰台打针。“想打就请假去打嘛。”从上到下，我的每一层领导都这样说。但是看了看手上的7篇稿子，我明白离开岗位是种奢求。强行去打针怎么样？这么做的结果大约就是要在公交上写稿，可能还需要在公交上开电话会。我撤回了请假。
事实证明我也只能撤回，因为直到上了春运火车，7篇稿子依然没有写完。
我想我还有机会，只需要等2月初回来北京，无论如何也要去把最后一针了结。只晚半个月，还好。2天后，钟南山在央视采访中表明疫情存在人传人，全民抗疫开始了。再回到北京的那天，新雪化成泥水，街头人影寥寥。我和室友放下行李给家里彻底做消毒，清点口罩库存、储备物资，开始隔离。同时，工作一刻也不等人，线上远程办公立马开始。
线上办公=24小时办公，我几天便明白了这个道理。白天和夜晚的界限很快消失，工作日和周末的界限也在消失。很多天，我在群里“改下，客户现在要”的连环艾特中睁开眼，又伴随着夜里9点的语音会议去厨房做晚饭。某个周六，我饿着肚子加班到天黑，边写边发抖。
14天隔离很快结束，我又给卫生所打了电话。对方很意外，表示有苗。毕竟是疫情期间，所有人都避免出门，戴着口罩也要去打针的人是有多大的劲头？
难的从来不是“想不想”，而是“能不能”，比如“我能不能请假”。渴望生存的怒吼声在这个冬天里震耳欲聋，企业是，我也是。“共克难关”的背景下，工作又给我紧紧上了两圈发条，而我提出了辞职。“我还想保住我的生活。”我在电话里说。我的人生还有很多计划，把九价打完就是其中之一。领导挽留我，同时又反问：“你觉得工作和生活能分开么？”一周以后，我再次辞职。“我的疫苗即将过期，一定要去打。
”这次领导同意了我辞职，也同意了请假。“可以请假去打嘛。”她仍旧爽快地说。我没反驳她语气里不切实际的轻松，把假请在了我25岁生日那天，周一。果然，到了打针前的那个周五，该来的还是会来。“这篇稿子请周一给我哈。”对接同事A在群里说。2个小时后，对接同事B在群里艾特我：“这篇也请周一，周一早上。”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对接同事A再次出现：“这篇希望也周一给，OK吗？”“你这是4篇。
”周一没有了，那就周二继续请假。已是3月末，2个月时间浪费掉了，该了结的事情必须要了结。
一大早，困倦的我抵达了丰台区那家卫生所。很久没出来活动，我猜测着换上了薄衫，看到沿路的地铁里也重新拥挤起来。我知道春天来了，也相信口罩外的空气一定很清甜，是掠过脸颊的风告诉我的。在缴费窗口花掉我的最后一笔1323，再到接种室里排队。大夫在全市系统里查到我的名字，确认是第三针，又把日期很新的疫苗包装盒展示给我看，当面拆开。最后一针HPV九价疫苗的单子。
熟悉的一针疼痛之后，我从2018年开始的九价疫苗长跑真的画上了句号。留观时，我有些恍惚，甚至不记得是否确实了结了，不得不搜索聊天记录来回溯。打九价的意思，并不是拿到了针、往胳膊上一扎。它逼迫着我去了解这个城市，熟悉生存的门道，乃至渐渐习惯于让生活与种种麻烦共生。在选择稀少的情况下，这些折腾还会一直存在下去。天性热衷争抢、擅长争抢的大有人在，如我之流毫无优势。
认识的人中，有人一开始就因贵而放弃，有人在漫长繁复的琐碎里逐渐消磨掉了决心，而我——单打独斗可能至今还没抢到第一针。到最后，我清楚自己早已不是为了健康才如此执着。为了让生活每天都能向前一点，再向前一点，我要打的战役还有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