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北京时间4月22日7时，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超255万，其中死亡病例数超17.7万。在美国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州长科莫在4月19日预计，疫情的高峰已经过去。
Dr. Lee写道，一直以来，人们总以为某些传染病总是和贫穷落后相联系，但没有人能独善其身，这次疫情就发生在经济活动最为活跃、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让人想起1918年的大流行，想起2015年的寨卡病毒、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2009年的H1N1流感病毒敲响的警钟。
一个月以来，幼儿园关门了，图书馆关门了，游乐场关门了，波丘园也关门了。人们从室外躲进了室内，从线下走到了线上。林肯音乐厅率先开始举办网上音乐会，现代艺术博物馆也随之开展艺术网课。人们的需求没有变，方式却转变了。国内的疫情带火了抖音和钉钉，国外的受益者则是亚马逊和Zoom。
在医疗行业，由于各大医院纷纷暂停了门诊，大批慢性病患者的就医成为了难题。虽然媒体们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是关于病毒，但真正的健康杀手，依然是心血管疾病和肿瘤。每天有超过3500个美国人死于这两种疾病，远超新冠病毒。为了不顾此失彼，远程医疗应运而生。
远程医疗（tele-medicine）是指利用远程通信技术、进行异地医疗服务。
远程医疗自1967年由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率先开发使用，并随着电信、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各个领域有了夯实的基础和长足的进步。远程医疗涵盖广泛，包括远程诊断、远程治疗、用药咨询、预防保健等。凭借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红利，远程医疗已经悄然潜入寻常百姓家：利用电子电话会议技术的虚拟诊所，利用电子病历和处方系统的虚拟药房，利用谷歌眼镜和达芬奇机器人的远程手术，已经由理想走入现实。
随便打开一家医院的网站，很容易找到虚拟诊所的入口。由于疫情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慢性病门诊均转变成了远程医疗门诊。美国人的家庭结构与中国不同，老年人除了住进养老院，大部分人过着独居生活，他们的日常生活通常自理，也可以申请家庭护工进行照顾。疫情期间，不少护理服务停摆，对他们的生活也造成了不便。如果虚拟门诊能够及时进行随访，不仅能保证治疗用药的连续，还有可能解决其他的生活问题。
今天有一位89岁的老大爷，在虚拟门诊随访时提到，自己双眼失明，平常也不出门，更别提现在特殊时期。自己的药倒没吃完，但食物快没有了。因为平常照顾他的家庭护工生病了，好几天没有来了，公司又找不到别的人手。了解到该消息后，赶紧安排医院相关部门跟进，看能不能安排一次家庭随访。
目前，中国也即将全面步入老年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占到人口数量的18%，其总数超过2.5亿。大部分老年人的常见病，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慢性肺疾病，都需要长期的随访。国内的家庭医生项目，正式开展刚好十年。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平均，常常出现部分地区饱和，大多数地区却供给不足。
远程医疗能够很好的填补这份空白。自带互联网基因的远程医疗，以大数据作为依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医疗领域的供需问题。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来说，可以集中优势力量，提高医护人员的积极性。从患者角度而言，更是解决了长时间物理通勤导致的不便，让偏远地区的患者能够享受同样便捷有效的治疗。
互联网医疗在中国起步较早，增长迅速。从2009年到2019年，整个市场规模从2亿元飙升至近千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89%。在新冠后的世界，保持社交距离的必要性，加上5G技术的突破，远程医疗极有可能迎来重大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十七年前，柴静在对SARS的采访中，曾经提到了医院急诊留观室，一个叫“天井”的地方。由于大量的患者扎堆输液，通风不良、人员密集的“天井”，成为了医院内感染的孵化器。十七年后，在疫情之初，同样的场景又出现在各个急诊病区，井喷增长的急诊就医人数，远远超过了医院的设计容量。由于无法在第一时间区分出真正的感染者，病毒得以在患者之间、医患之间广泛传播。
记得我最早的一名去世的患者，本身有肾衰竭需要透析治疗，因为在其他医院透析时，隔壁的一位患者疑似新冠，他本人两天以后也出现流感样症状。病情在短期内迅速进展为感染性休克，又并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入院后两天即因呼吸衰竭宣告不治，事后的检查结果发现新冠阳性。
广义的医院内感染，不仅包括住院后发生的感染，也包括在养老院、透析诊所等卫生保健机构所发生的感染。此次新冠疫情中，许多国家的养老院都沦为了重灾区，更是凸显了防控医院内感染的重要性。
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医院内感染也是一朵挥之不去的乌云。在美国的住院病人中，至少有4％发生过医院内感染。主要由医院获得性肺炎、手术伤口感染、尿管相关性尿路感染、中心静脉置管相关性血液感染、以及消化道传染病造成的院内感染，每年导致的经济损失超过500亿美元。
而防治医院内感染的基石，就是手卫生。WHO规定了5个需要洗手的时间点，分别是；接触病人前、无菌操作术前、接触病人后、接触污染物后、以及接触病人物品后。曾经有研究表示，如果严格遵守规则，某些科室的医生一天需要洗手80次。而不规范的手卫生，导致至少70％以上的医院内感染。
公认的手卫生之父是一名叫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的匈牙利医生。
他出生在1818年，四年以后，巴斯德才出生。在19世纪初，人们对于微生物几乎一无所知。在1846年，他受聘于维也纳大学总医院下属的第一妇产科门诊，每天的工作是协助教授查房，带教医学生。当时在维也纳大学，同时有两家妇产科门诊。一家在每周一、三、五收治孕妇，另外一家在每周二、四、六收治孕妇。坊间传言，去第一妇产门诊分娩，凶多吉少，一定要去第二妇产门诊。
而事实也是如此，第一妇产门诊由于产褥热导致的孕妇死亡率高达10％，而第二妇产门诊则只有4％。为了不被收入第一妇产门诊，维也纳的孕妇们宁愿在大街上生产。更奇怪的是，即使是在肮脏的街头，妊娠死亡率甚至也低于第一妇产门诊。
塞麦尔维斯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对我而言，在街头生产理应更容易患病，难道第一妇产门诊内有什么奇怪的流行病？” 这两家门诊同属于维也纳大学，其治疗方式并无二致。
唯一不同的是，第一妇产门诊主要由医学教授接诊，而第二妇产门诊则只由助产士接生。塞麦尔维斯观察后发现，两家门诊死亡率的悬殊，并非由于病人数量，第二妇产门诊往往更为拥挤；也并非由于气候原因，因为两家所在同一个城市。原因只能是医务人员：医学教授们通常有尸体解剖等教学任务，在完成解剖后这些教授常常径直去了产房。如果是有什么传染病，那么答案可能就在他们的手上。
一位好友的死进一步证实了塞麦尔维斯的猜想。这位教授在解剖尸体时，不慎被学生的剪刀划伤，很快发生了严重的感染症状，这些症状与死于产褥热的女性的症状非常相似。塞麦尔维斯推论，正是由于不干净的手，将疾病由受污染的尸体带给了孕妇。而第二妇产门诊的助产士们不需要接触尸体，也避免了疾病的传播。于是他提议，在接生之前，所有人应该使用含氯的消毒液洗手。
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第一妇产门诊试行洗手以后，孕妇死亡率直降90％。这一年，是1847年，巴斯德才25岁。和大多数领先于时代的天才一样，塞麦尔维斯没有等到自己被承认的那天。同行们认为这样的效果只是巧合，他被排挤出了大学医院。失去工作，精神失常，仅过了18年，他被乱棒打死于疯人院。
塞麦尔维斯划时代的工作，得益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孕产妇是一群特殊的群体，她们是唯一需要去医院的健康人群。173年后的今天，不断有研究表明，孕产妇感染新冠的比例远高于正常人群。我们不禁要问，下一个塞麦尔维斯医生在哪里。
希腊神话中，神给了潘多拉一个盒子。出于人性的软弱，潘多拉禁不住诱惑打开了盒子，释放出了疾病、死亡和魔鬼到了人间。 在320万年的人类历史中，传染病一直如影随形。
无论是历史上的鼠疫、天花，还是当今的疟疾、结核，都造成过巨大的灾难。即使到了现代化的今天，每年也有超过一千万人感染结核，造成150万人死亡。虽然诸如结核之类的传染病，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仿佛是天方夜谭，以为那只是存在鲁迅笔下的形象。正因为某些传染病总是和贫穷落后相联系，总有人以为自己会独善其身。而此次的新冠，恰好发生在经济活动最为活跃、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
这次的新冠常常会使人联想到1918年的大流感，但即使就是在最近十年，传染病也不止一次地给人类社会敲响了警钟：2015年的寨卡病毒、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2009年的H1N1流感病毒。历史总是重复，因为我们习惯遗忘，第二天的财经头版，总有更惊悚的标题。
NPR此前报道，由中美两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在蝙蝠体内发现了400余种冠状病毒。这些蝙蝠寄居的山洞里，常常可以看见啤酒瓶和烟蒂。附近的村民也常说，这些蝙蝠有时会来偷他们的果实，有时也会误入民宅。科研团队同时在附近村民体内取样，结果发现，许多村民体内已有冠状病毒感染的痕迹。这只沉睡的哥斯拉，其实一直在人类身边。
疫情前最后一次和女儿去博物馆，是去看库哈斯在古根海姆博物馆的特展《乡村》。
库哈斯是哈佛教授，城市化研究专家。他以设计央视大楼为人熟知，这次却把目光投向了农村。此次展览策划历时四年，由中央美院和哈佛大学合作。展览的主题无关艺术，却是关于人类的过去和未来。在以长卷轴展开的主题中，从诸子百家到希腊先贤“乘桴浮于海”的理想，到工业革命后各个国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城市化运动，可以看到占有地表面积98％的乡村，在近几十年中，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类社会变得更加融合，以往的物理屏障正在消失。快速奔跑的人类，迎头撞上的，正是我们自己。
库哈斯说，举办这次展览的目的，是寄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对现在的审视，去寻找关于未来的答案。毕竟，a history forgotten is a history reli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