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4年的世界棒球锦标赛上，美国纽约巨人队威利·梅斯（Willie Mays）接过一次球，这个球被许多人认为是棒球史上的最佳接球。当时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的维克·沃茨（Vic Wertz）一个长打直接飞到中外野，被梅斯牢牢接住。
后来在肯·伯恩斯（Ken Burns）拍摄的系列纪录片《棒球》（Baseball）里，解说员鲍勃·科斯塔斯（Bob Costas）这样评价那次接球：“那不仅是一次精彩的接球，更是我们前所未见的伟大接球……在那之前，这样的接球在棒球比赛中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于是在那一刻，梅斯将棒球拓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就像宇宙膨胀――只不过宇宙没有膨胀到任何新的领域，因为任何新的领域都是随着宇宙膨胀才产生的。
换一个角度，却又不是这样了。在那集纪录片里，紧接着科斯塔斯发言的是印第安人队的投手鲍勃·费勒（Bob Feller），他当时也坐在球员席观战。“这还远谈不上是我看过的最佳接球。”他说，“不过威利确实接得很好，我们一早就知道他能接到了。”
2019年4月，当我到纽约的新学院（New School）参加公共奖学金中心（Center for Public Scholarship）的一次会议时，我不止一次想到了这则轶事。那场会议的宣传语是“不可知：我们如何知道哪些是不可能知道的？”我的心中装满疑惑，光是找到会堂就觉得是一种运气了。
在讨论未知时，与会的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费尔斯坦（Stuart Firestein）引用了一句“假格言”：“在黑屋里找黑猫很难，特别是如果里面没有猫的话。”接着他说道：“我认为这正是科学运作的方式、是科学探求所谓‘未知事物’的方式：我们在黑屋里踩来踩去，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黑猫，或是找到某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一旦确定了某个屋子是空的或者住着一只大猫，我们就接着去搜索下一个黑屋。”
他还引用了麦克斯韦的话：“完全自觉的无知是一切真正科学进步的序章。”费尔斯坦表示：“我说的正是这类无知，而不是‘无知’这个词的一般用法，不是愚蠢，不是对事实或逻辑的刻意冷漠——你们知道我在说谁。和那些不同，这种完全自觉的无知是可以开发的……我眼中的一大问题是：当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知识，该如何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拓展？这些知识的目的，依我看就是创造更好的无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因为无知也有品质上的高下之分……在我看来，科学就是在追求高品质的无知。”人都说无知是福，那么当无知的品质提升时，福气的水平大概也能改善吧。
剑桥大学的数学约翰·巴罗（John Barrow）指出：“未知……当然是一片巨大的尚待开发的领域——就好比研究香蕉以外的一切事物。
”接着他提到，除了那些尚不为人知的未知以外，还有真正的不可知：“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曾经宣布……如果有这样一个系统，其中包含数目有限的公理……如果这个系统复杂到可以包含算术……如果它还是一致的……那么其中就会出现一些算术命题，这些命题既不能靠算术的定理和公理证实，也不能靠它们证伪。”
不确定和不可知或许使人沮丧。但费尔斯坦认为，它们也可以成为乐观的源头，就像故事里说的那样：一个死囚说服了国王给他缓刑一年，作为报答，他保证教会国王的马儿说话。另一名囚犯问这个保住了性命的男人，他是着了什么魔，居然提出这么疯狂的交易。“那男人说：‘一年里可能发生许多事，或许马死了，或许国王死了，或许我死了，又或许马儿真的学会了说话。’”这最后一句或许过于乐观了，但它总比另一条路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