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恰好玩过足够多的日系游戏，那你一定会发现很多作品中都包含着捕鱼和捉虫的要素。这样的共性显然有其原因。日本的小学大都会在暑假给学生们留一项观察自然的调查性作业，而昆虫因为容易获得、特点鲜明而非常易于观察，自然就成为了孩子们首选的调查对象。事实上，放眼全世界，论与昆虫的关系之深，再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出日本之右。
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就已经出现了蜘蛛、蚕、蟋蟀、蝉、萤火虫、蜻蛉、虻等数种昆虫，但真正大规模吟咏各类昆虫的作品，出现于日本的平安时代。
而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国学者本居宣长提出了名为“物哀”（物の哀れ）的日本传统美学概念，以此建立起了日本古典文学审美。有别于中国古典文学中追求的对“物”的哲理化思考（“物感”），“物哀”指的是以物触发心中的感情，或者简单讲就是真情流露。直到1868年日本开始推行明治维新，整个国家全盘西化。随之而来的不仅有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还吸收了大量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近代科学知识——其中就包括昆虫研究。
科学之虫田中芳男曾主导建设了大阪的“舍密局”，后来改名为“博物馆”。位于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国立科学馆和上野动物园都是他协助建设的。图片：Kakidai / Wikimedia昆虫采集刚传入日本的时候，是属于精英阶层的活动。但到了明治时代初期，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由政府牵头，将昆虫采集活动作为博物教育的一部分在全国推行。
1886年，“理科”正式成为日本小学的一门正式科目，其中就包括了对鸟类、小型家畜、鱼类、昆虫类等动物的观察和对贝类、乌贼等个别物种的解剖，还有昆虫类的标本制作教学。
政府的推行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阵昆虫热潮。到20世纪初，这股热潮已经到了几乎可以称之为“异常”的程度。
日本出版机构东京虫乃社在其刊物《虫》之中写道：“说到昆虫的人气之高涨，无论学者文人还是政客民众，交口皆是昆虫云云，正可谓昆虫黄金时代是也。”当时的昆虫热由此可见一斑。从小学开始的昆虫教育以及民间的昆虫热，为昆虫研究带来了红利。1922年，法布尔的《昆虫记》在日本翻译出版。而1926年出版的日本农学博士横山桐郎的《虫》，则是日本的昆虫学书籍的代表作，昆虫生态图片也开始作为配图出现在书中。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进入安定成长期，人们开始关注都市化和工业公害对昆虫生态带来的影响。受此思想渗透，日本政府1971年明确规定，在小学教学中应对昆虫予以“观察”而非“采集”。不过近年的一些研究指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儿童在进行着“虫取り遊び”，即捕虫游戏。2017年初夏，日本的报纸上登载了一张历史照片。那是1964年，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明仁天皇）一家在浅间高原捕虫的照片。
这张照片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人们在怀念昆虫黄金时代的同时，也对如今对昆虫采集活动的低评价感到惋惜。
但即便如此，全世界也再没有第二个国家像日本一样，将昆虫采集推广到了大众层面。时至今日，日本仍然举办着全世界最多的、和昆虫相关的公众活动。根据保坂哲朗等研究者的统计，在日本各地，每年仅仅是“萤火虫祭”就有超过210场次，其他的蝴蝶、蝉、蜻蜓等多种昆虫相关的祭典，也有少至40多至160场次不等的规模。
同时，日本各地有着大量的昆虫博物馆和生态馆。仅在东京，就有数十所昆虫馆或包含昆虫在内的生物馆可供国民游览。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三鹰市的诹访锹形虫昆虫馆。这座昆虫馆毗邻著名的三鹰之森吉卜力美术馆，由个人住宅改装而成，馆内展示了约200种，共计500只日本国内外的锹形虫标本。
而在日野市多摩动物公园的昆虫园，则分为专门展出昆虫标本的本馆，和以大型温室为主体的昆虫生态园两个部分，还设有让观众与昆虫近距离接触的场所。东京文京区还有一座虫与诗人之馆，里面不仅有各种昆虫的生态可供观察，还展出了《昆虫记》作者法布尔的笔记，并为全年龄段的居民不定时开办标本教室。在昆虫文化的熏陶之下，日本的创作者们创作出了诸多以昆虫为主题的作品，横跨文学、电影、游戏、动漫等诸多领域。
像在宫崎骏导演的名作《风之谷》中，腐海之中王虫成群出现的场景可谓是震撼非凡。而主角娜乌西卡的献身与复活的背后隐喻的，是生态的破坏和大自然的反扑——或许只有在与昆虫灵魂共生的日本，才能够将这样的思考以如此动人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总而言之，日本的“虫文化”体现在日常生活和文艺创作的方方面面。我们在享受日本所产出的优秀作品的同时，如果能够对其文化背景也有一些了解的话，想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