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蔓延。自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三月中旬建议居民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尽可能居家办公以来，居住在伦敦的北京女孩佳莹几乎足不出户。在此之前，她每天戴着口罩坐地铁往返于家和公司之间，尽管“伦敦地铁里几乎没人戴口罩”。为了避开早高峰，佳莹比平时提前半个小时出门，趁同事都没到之前用酒精把桌上的办公用品和自己的随身物品全部擦一遍。
但是一进办公楼，佳莹就会把口罩摘下来，“办公室里没有人戴口罩，一个都没有。”佳莹的工位在过道旁边，经常有人走来走去，这让佳莹感到提心吊胆。周末的时候，佳莹全副武装，戴着N95口罩和护目镜出门采购生活必需品，“有个白人阿姨直目凝视了我十秒，但是我不管，被嘲笑总比染病好。”在佳莹的常识里，戴着口罩有一层防护，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更让佳莹更担心的是自己的男友。佳莹的男友是一位波兰裔咖啡师，在伦敦闹市区一家咖啡馆工作。在彻底停工之前，这家店的老板不允许员工在工作时间戴口罩，因为“会吓跑顾客，让顾客觉得不舒服”。佳莹曾试图给咖啡店的老板写信，但是她觉得自己的话不够有说服力，“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很难被改变……”。
“根深蒂固”的什么？关于口罩对于预防新冠病毒是否有用、有多大作用，尚未有定论。但是，效用并不是影响各国家和地区的人对于戴口罩的态度和看法的唯一因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防治传染病的历史、人们对于疾病的认知，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社交礼仪等等，似乎都被包裹在这薄薄的一层织物之下。
人们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口罩的？确切的时间点我们无法确定。
1887年，德国微生物学家弗鲁格提出，医护人员讲话时的带菌唾液会导致患者的伤口感染。在这个基础上，德国病理学专家莱德奇在同年建议医护人员在手术时戴一种用纱布制作的、能掩住口鼻的口罩——这是关于现代意义上的医用口罩的最早记载。类似的纱布口罩也出现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
1910年秋天，一场鼠疫在我国东北爆发，担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华人医生伍连德推测出鼠疫能通过飞沫传播，发明了一种用两层纱布制作而成的简易口罩。所有的医护人员、病人与其直接接触者都被要求戴上口罩，疫情严重的地区还会强制要求普通老百姓戴口罩。
1918年，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肆虐全球。这场流感导致全球约5亿人被感染，约5千万人因此而丧生。
在网络上搜索西班牙流感时期的照片，口罩是让人无法忽视的标志之一。当时美国的一些公共卫生学家建议所有人都戴上口罩，旧金山、圣地亚哥等城市颁布了“口罩命令”（Mask Order），要求健康的普通市民在公共场合也必须戴口罩，违者将被处以罚款或者监禁。英国等欧洲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从照片中可以看到，不仅是医护人员和病人，街上执勤的警察、司机、行人，几乎每个人脸上都戴着白色的纱布口罩。
当西班牙流感蔓延至日本，日本政府也开始大力推广公众使用口罩。日本最大的两家报社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报道了美国的“口罩命令”，刊登了纽约街头的人们戴着口罩的照片，向日本公众宣传这种“可以预防流感的口罩”。警察、进出电影院和剧院的观众、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乘客都被要求戴上口罩；零售业和制造商加大力度生产以满足全国范围内大量的口罩需求，有些学校购买原材料、组织学生自己制作口罩。
历史学家认为，口罩的生产和使用在西班牙流感肆虐日本期间成为了一项全国性的大事件。
随着西班牙流感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世界各地的人们逐渐减少口罩的使用，尤其在大部分西方国家。但是在一些亚洲国家，特别是日本，普通民众戴口罩的习惯却在1918年的疫情结束被保留了下来，且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被“发扬光大”。
日本秀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堀井光俊专门研究口罩在日本的发展。他告诉果壳，在医用口罩流传到日本之前，日本民间应对流感的办法大多是“迷信疗法”，比如说符咒。在堀井教授看来，日本政府在西班牙流感期间之所以大力推广口罩，是为了减少这些“迷信疗法”对国民的影响，从而让国家快速步入现代化——口罩在当时代表了先进的西方医学，戴口罩意味着日本是个现代的、科学的国家。
和国内情况不同的是，在西班牙流感疫情结束后，日本政府也没有减少宣传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的重要性。公共卫生部门发布的一系列防流感宣传海报，描绘了无形的流感病菌是如何被口罩所抵挡的。根据日本民间的对于清洁和肮脏的分类，外来的总是脏的，里面的总是干净的。堀井教授解释说，尽管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是在人们的想象中，外面的空气中充满着细菌，人口密集的公共场合是肮脏的，而口罩可以有效地隔离这些外来的“脏东西”。
政府这些大力度的推广无疑增加了日本民众对于口罩的接受度。1920年福井县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当地约80%的家庭都在使用口罩。在三四十年代，除了咳嗽、打喷嚏的人被建议戴口罩以防传染别人，政府更强调健康的民众戴上口罩保护自己。然而，在欧美国家，口罩并没有那么“受欢迎”。西班牙流感期间，“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虽然在一些美国城市被写进了法律，但这条法令也遭到了不小的抵制。
在南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尽管警察逮捕并罚款了不少不守规矩的市民，人们依然会趁警察不注意的时候把口罩摘下。公众们质疑口罩对抗流感的有效性，认为这种措施不过是在模仿照抄旧金山这些大城市的做法。面对公众和舆论的压力，政府终止了“口罩命令”（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疫情得到控制，病例数减少）。
堀井教授认为：“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人们不喜欢‘被强制要求’戴口罩，很多人会觉得自己作为公民的自由被侵犯了。”同时堀井教授也强调，相较戴口罩，洗手和接种疫苗才是欧美国家预防流感的主流做法。六十年代开始，流感疫苗开始在日本被大规模推广，防流感口罩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口罩在日本社会找到了一个新的定位——防治花粉症（hay fever，又称过敏性鼻炎）。
从1963年发现第一例患者至今，花粉症成为日本的一种“全国性疾病”。2006年的数据显示，东京的花粉症患者高达28.2%。漱口、洗眼和服用药物等来自医生的建议对于许多患者来说收效甚微，80%的患者会采取“自我防护”的方法，其中就包括戴口罩。
堀井教授如今长居英国，在他比较来看，一方面日本的药物相对来说不如欧美的剂量大、效果不够好，另一方面日本民众又害怕西医的副作用，权衡之下口罩既便宜又有效还没有副作用，在日本这么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国内花粉症患者相对较少，但另一因素将口罩与日常生活“捆绑”起来。那就是空气污染。早在生活没有被传染病打乱的日子里，口罩已经在北京等城市的便利店随处可见，特别是防PM2.5的口罩。想必不少人都有经验：雾霾严重的时候，空气都带着“异味”；在地铁上看到一排排口罩，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堀井教授几个月前造访伦敦时，在地铁中发现有一名男子带着口罩，颇有些惊讶，因为实在是太罕见了，“在伦敦最有可能会戴口罩的是在街上骑自行车的人，他们会特别在意空气污染。但除此之外，戴口罩的人真的太少见了。”
出生在普利茅斯的Sereine在伦敦一家公司做HR，自从英国首相三月下令要求居民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以来，她已经在家办公快一个月了。Sereine和自己的宠物，一只叫Shay的仓鼠一起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幢公寓里，她没有买口罩，没有想过要买口罩，也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口罩。“我可能得需要上网查一查，普通的药店里有没有得卖我也不知道，我也从来没试图买过口罩，这个东西就不存在我的生活里，”Sereine说。
在Sereine过去27年的生活经验里，她只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家做木工活的时候戴过工业用的口罩，以及大学时代来自日本的同学Yumi生病时戴过口罩，“Yumi告诉我她病了，不想传染给别人。”在开始居家办公之前，Sereine和同事日常聊天的话题总是围绕新冠疫情，但是办公室里没有人戴口罩，“有人戴的话绝对会被开玩笑的”。
堀井教授认为，在日常社交中把脸遮起来不是西方人文化中的一部分。
他提到，欧洲不少国家出于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有“蒙面禁令”的规定。比如说法国在2010年颁布的《禁蒙面法》规定，在公共场合不能使用任何材料遮盖面部。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在与果壳的交谈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大使表示，除了宗教原因，在日常生活中会把脸遮起来的通常只有戴口罩的医护人员，其余大部分人习惯在正常社交中将整张脸露出以示尊重。有些人甚至认为在面对面交流时戴墨镜也是不够有礼貌的，因为看不见人的眼睛。
脸，更具体一点说，脸部表情和眼神交流在面对面的社交中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在社会学家看来，墨镜这样的面部遮挡物就像是一个“介入盾牌”，屏蔽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流。口罩、耳机也有类似的功能。在日本，除了气候和疾病的原因外，不少女性戴口罩也是为了避免在公共场合被人骚扰。
一些跨文化研究发现，西欧人普遍对眼神交流持肯定态度，但是有东亚文化背景的人却不一定这么认为。事实上，在日本文化中，人们被教导不要与人有过多的眼神交流，直接看着别人的眼睛是不尊重人的表现。堀井教授说，在日本，前去参加工作面试的人会被建议不要直接看面试官的眼睛，而是看脖子，“这样的话你还是看着你面前的人，只是没有那么直接，给人感觉不会那么粗鲁。”
堀井教授认为，日本人对口罩的接受度这么高，一定程度上与这种“不直接看脸”的文化有关，但是 “脸”在日本文化中并非不重要。一些日本女性戴口罩是因为不想让人们看见自己没有化妆的脸，这样的外貌至上主义（lookism）在其他东亚国家也十分普遍，韩国和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女孩习惯戴上口罩掩饰自己脸上的瑕疵。堀井教授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恰恰是因为脸过于重要了，需要用最正确的方式呈现出来”。
我们似乎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关于人们到底为什么戴，或者为什么不戴口罩。堀井教授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到，戴口罩最早是一种集体性的、有针对性的对抗公共卫生危机的行为，却在过去一百年里在日本逐渐演变成一种缺乏明确目的的、没有严格规范的个人化的行为——生病了戴口罩，怕生病戴口罩，天气冷的时候戴，空气质量糟糕的时候戴，没有化妆的时候戴，不想搭理人的时候戴等等。
在对外部环境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戴口罩成为了一种普遍的自我保护方式。而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像是这次的新冠肺炎，东亚地区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把口罩当作抵御病毒的盾牌。堀井教授解释说，灾难来临时的不确定感和安全感的缺失会促使人们立即采取措施，而人们所采取的措施通常来自于自己过去的生活经验，或者说是自己认知里熟悉的东西。
2003年SARS、2004年禽流感、2015年MERS, 出于对传染病的忌惮，东亚地区对口罩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口罩对于西方人来说并不是这样一个熟悉的存在。西方在近年来没有出现过影响力之大如SARS这样的大流行，最近的一次是一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虽然2009年H1N1猪流感曾在美国爆发，但其致死率相较于上述传染病要低得多。）
Sereine说，自己家最年长的长辈也对西班牙大流感没有任何记忆，“我父母没有经历过这些，我祖父母也没有。我想我们没有办法说‘上次我们是如何应对的’。”吴百纳大使在采访中提到，对于新冠肺炎，英国政府更强调的防疫措施是勤洗手、不出门和保持两米远的社交距离，如今也有些人选择戴口罩。
“面对当下的疫情，文化、国籍、种族、性别或者任何其他因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人类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寻找治愈疾病的方法。”大使说道。
戴口罩也好，勤洗手也好，在面对真正的危机时，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化行为重新转变为一种集体性的、有针对性的对抗危机的方式。社会学家彼得·贝尔（Peter Baehr）研究了口罩在2003年SARS肆虐中国香港期间起到的作用。
他在文章中写道，在这个被口罩所笼罩的城市里，人们的身份被口罩模糊了，即使是朋友和同事从身边经过也很难立刻辨认出。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集体身份被凸显了，从而产生了一种“同呼吸共患难”的命运共同体的感觉——口罩象征着一种行为准则、一种社会责任，在疫情的推动下迅速成为了一种社交仪式。
因此，在疫情面前，口罩的作用不仅仅是预防疾病那么简单。
人们将对于现实的焦虑和不安转化为戴口罩、勤洗手、保持两米远的社交距离这些日常行为，戴口罩帮助我们恢复日常生活的稳定。美国媒体曾将口罩形容为“安慰用的毯子”，尽管对于很多人来说，口罩并不是像毯子这样舒服的用品。戴久了耳朵被勒得有点疼，呼吸加重偶尔会觉得喘不上气，与人交流需要很大声不然会听不清楚，而且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但是我们还是选择继续戴着口罩。
堀井教授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们一起做些事情来共同度过这个难关，我觉得这是人类社会伟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