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与万科集团共建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协议，图片来自清华大学
4月初，清华大学成立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将企业股中心全部资产——2亿股万科股票（约计53亿人民币），一次性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持续新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对于国内公共健康领域的从业者来说，这原本是好事，大力发展国内公共健康教育也是时代之所需。
但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国内公共卫生当下的最大困境在于：培养的人留不下来。如果一味强调公卫人才的培养，忽视他们的职业发展，那些即使现在留下的基层人员，也是“在憋着劲等着转行”。本文为国内一名公卫人士的观点和观察。
4月2日，清华大学成立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作为一个公卫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它会影响一批年轻人的未来，但成立一个学院或者扩招，能否解决当下公卫人以及公卫行业所面临的问题？
从清华大学目前公布的新闻和相关消息来看，公卫相关学科的建设和部署早在2010年就开始了，为何花了十年时间，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缓解后就“突然”准备好了？
事实上，清华大学医学院原本有一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这个中心自2014年开始招生，参考2019年清华大学医学院的招生计划，仅招收了15名全日制公共卫生硕士和健康管理与转化医学专业的硕士，且仅招收定向培养生。定向培养意味着：第一，学生本人携带有一定的资源，相对更容易达到毕业要求，导师压力较小；第二，学生无需考虑就业问题，学校也没有压力。
新成立的学院应是脱胎于这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根据官网信息，该中心师资力量——教学系列0人；教研系列3人，分别做环境健康（及大数据平台建设）、流行病学和人口经济学的；研究系列2人，分别是抗体药物研发和重大传染病的。5人中有3位均在2018结束博士后工作。
新成立的学院以此为基础，计划设立预防医学、大健康、健康大数据、公共健康政策与管理这4个学科方向，且只招收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学科的建设、教师梯队的储备和建立、科研的推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样急匆匆的上马，5位老师支撑4个学科，让人不免担忧学科的质量。不过，清华大学也在成立仪式上表示，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创建教师跨学科合作、学生跨院系培养”的新模式；要培养“高层次”的人才。
此次新冠疫情，高校公卫学院都在以“发表学术论文”的形式研究疫情，对如何应对眼前的疫情，鲜有发声。清华大学成立的新学院，未来会有例外吗？
对于民间资本助力国内公共卫生，这是一个好事情。万科作为一家房地产企业，能够积极投身教育事业，而且选择了十分烧钱的公卫行业，这是企业的担当和远见，也值得其他企业学习。
实际上，民营资本进入高校在我国还比较少，更多见的是盖一栋楼（比如很多高校都有逸夫楼），清华大学公卫学院可能是国内第一个由企业冠名的公卫学院。在国外这并不稀奇，比如知名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因香港地产集团的捐赠，更名为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
与其关注名字有没有企业，不如关注企业的捐款未来有没有用得其所。学科体系的建设、人才的引进、科研项目的开展，尤其在起步阶段，都很花钱。
在公共卫生领域，相比人才培养的不足，当下的最大困境在于培养的人才留不下来。以下我们尽量用数据来说话。
在高校教育方面，国内公卫人才绝对数目不足。虽然上述算法较为粗略，但我们可以看到，同美国相比，我国公卫培养的人才的确是严重不足。从公卫人才的学历分布上，也折射出国内这一领域专业技能的缺乏，攻读博士学位的公卫人数仅占这一专业总人数的3%左右，而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13%。
求职阶段，国内公卫人才需求微弱。近期，我通过十多位公卫人了解到，大家之所以继续攻读硕士，主要原因在于“就业难”；但是等硕士毕业，用人单位门槛进一步提高，侧面反映了公卫人才并不缺乏、没有就业市场的尴尬境地。
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2018届、2019届公卫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的只有28.9%，其余超过2/3的人或选择继续攻读硕士，或选择出国深造，“近四年升学率最高达73%”。硕士毕业生流向疾控及卫健委的只有15.4%，流向最多的是医院的院感科、营养科、医务科及其他行政科室。而到了博士阶段，流向疾控的仅有微不足道的2.1%。
在国家疾控中心的公共卫生执业（助理）医师队伍中，本科学历占37％，研究生（含硕士博士）占8%，而超过一半（54％）的人员均为专科学历。对比上述每年培养近70%的学士、30%的硕士、博士，谁能说我国缺少公卫人才？
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人才需求数据，但是人才流向的结果已经很说明问题——我国培养的有限的公卫人才，基本可以满足现在的需求，但这其中隐藏了公卫领域存在的困境。
从业阶段，国内公卫人才流失严重。最近，北京大学教授李立明等人发表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文章提到，2003年SARS暴发，2004年我国疾控机构人员总数达到顶峰（21万），之后便逐年下降；2009年疾控机构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待遇更是持续下降。这大大伤害了疾控队伍的稳定、人才的引进与培养、能力的提升与培训。
以国家疾控中心为例，近几年专业人才流失16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业务骨干，其中“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人才计划获得者流失严重。
我是2004年学校第一届预防医学专业的毕业生，正是看到国家缺乏相关人才，才在志愿中郑重填下了“预防医学”。谁曾想，也就是同年，疾控系统已经处于巅峰时刻，没有我的用武之地？硕士毕业后，又面临着没有处方权的尴尬，也关闭了对口方向的从业之路……
待遇低、地位低、没有处方权无法正常执业、发展空间局限、行政氛围浓厚，是很多年轻人离开公卫行业的几大原因。同样是5年本科，10年寒窗到博士，却拿着临床一半甚至1/3的收入，让公卫学子寒心。
实际上，公共卫生不局限于疾控，但都具有一个目的：提高群体健康水平。这就决定了公卫是一个需要国家以及社会各界不断投入、支持、配合的行业。然而，当下我国还没有发展到“预防为主”的阶段，群体健康的目标也无从谈起。
国内公卫领域人才待遇低、人员流失严重。如何留住这一领域的人才？我觉得需要注意一下三点。首先，在招生阶段，避免盲目扩招。建议开设公卫专业的高校关注公卫人才长期发展，了解毕业去向和市场需求，追踪职业发展和现状。现阶段，“供大于求”，盲目扩招，只会降低公卫人才的价值。
其次，人才培养阶段，效仿美国，取消本科预防医学专业，并将预防相关课程融入到临床医学课程中。
换言之，所有临床专业都转为现阶段预防医学专业的培养模式。调整课程比例，确保所有学生都有一年的临床实习和半年的疾控实习。亦或开放预防医学专业的处方权，并加重医院、疾控、卫监等机构实习时长。师资方面，要像临床教学一样，邀请传染病、慢病、疫苗等实战领域的专家与教研派专家共同教学，知行合一。求职阶段，让人才根据个人兴趣和市场供需自由流动（定向培养除外）。
再次，从业阶段，搭建一个良性、可持续的公卫行业环境。广东省最近出台了15条政策，一方面谈扩招、培养人才，一方面谈就业、限制非专业技术人员流入疾控的比例，一方面谈晋升，支持公卫人才个人发展。这是一个小小的进步，但是还不够，比如支持晋升的条件很难满足，形同虚设。
作为疫情防控的“哨兵”，大多基层疾控人员不被算做一线人员，不算一线自然补助就少了很多，图片来自CDC疾控人。大部分基层疾控人员没有领到补助，图片来自CDC疾控人。
学公卫的不能干公卫（没岗位、没机会），不想干公卫（收入低、没未来），后悔学公卫（时间、经济已投入，回报不成比例），后悔干公卫（地位低、不被理解）。就说疫情期间，疾控人平均加班42天，26.9%明确知道自己算一线，一多半的人或没看到文件、或文件中压根不提这件事。在调查的4754名疾控人中，只有300人（5.9%）获得了疫情相关补助。
值得一提的是，公卫行业待遇低、传染病变冷门等问题，也不只是我国存在的问题，但其他国家也有值得借鉴的举措，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一点点前进。
希望2020年不是公卫行业的第二个巅峰，而是一个向上的拐点。